污染問題通常被視為外部性（Externality）與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問題。20世紀60年代，美國環境污染問題日漸嚴重，學界開始探索如何通過經濟手段來減少污染。庇古（Pigou，1920）對外部性的研究成果為應對污染提供了思路：第一，污染嚴重是由于存在外部性，即污染的私人邊際成本與社會邊際成本不同導致的，市場無法對其有效調節；第二，政府應通過征稅或補貼的方式令污染的私人與社會邊際成本相等，從而恢復市場的有效性，也即征收庇古稅（Pigou Tax）。然而，由于私人邊際成本與社會邊際成本難以計量，庇古稅的落地過于困難（Fisher &Peterson，1976），60年代中后期學界開始探索其它的解決方案。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方案有二：一是肯內斯和鮑爾（Kneese & Bower, 1968）就河流污染問題提出的由政府制定污染標準并收稅的方案，改良了庇古稅并形成了排污稅的雛形；二是戴爾斯（Dales,1968）提出的由政府界定污染上限并開展排污許可證交易的思路（即上限與交易“Cap & Trade”），建立了排污權市場的雛形，這就是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前身。

 

排污稅與排污權市場提出后，其相關的基礎理論研究逐漸展開。進入20世紀70年代，鮑莫爾和奧茨（Baumol & Oates，1971）證明了統一的污染稅可以用最小的成本實現特定的環境標準，蒙哥馬利（Montgomery，1972）證明了通過排污權市場能夠達到同樣的效果。韋茨曼（Weitzman，1974）進一步比較了二者的優劣，指出如果減排的邊際成本曲線陡于減排的邊際收益曲線，則排污權市場更為有效，反之則排污稅更為有效。羅伯茨和斯賓塞（Roberts & Spence，1976）進一步提出了通過設定排污權價格上下限從而將排污稅與排污權交易結合起來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