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立法不僅要建立在社會現實基礎之上，也需要相對明確的理論指導以整合繁雜的制度規范、形成內在邏輯一致的制度體系。在民法典合同編的制定中落實綠色原則的要求，應當適應合同法理論的發展趨勢以關系契約理論為指導設計綠色化的合同制度具體規范。

 

民法社會化的發展方向需要合同法超越純粹個人主義的契約觀，社會發展變化也要求重新審視合同自由原則。綠色原則是在民法社會化的背景下進入《民法總則》，民法典合同編的綠色化也是社會化的體現，即“為使社會共同生活之增進，法律即強使人負擔特定之義務，限制或剝奪其某種權利。”民法社會化在形式上限制了意思自治，但實質上并不是對私法自治的否定，而是以私法自治為前提和基礎，在私法自治的框架內完成對絕對自由觀念的超越，充分認識“私法自治中個人意志與國家意志相互交錯的特性，”謀求私人權利與公共利益的調和。近現代合同法上對于個人意思自治的推崇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有其積極意義，但是在社會經濟基礎和文化觀念都有顯著不同的當代中國社會，需要重新認識合同自由、對近現代合同法的理論和制度加以改造，超越個人主義、從社會整體的角度理解和重構合同制度，包括吸納環境保護思想并支撐綠色發展。

 

合同法領域的關系契約理論代表了民法社會化的發展方向，也可以為民法典合同編的綠色化提供理論資源。“關系”已經成為重新認識自我與社會的重要視角，“意義在互動中產生”。關系契約理論從“關系”角度理解合同，超越了原子論的個人主義立場，更契合作為當事人之間交往方式的合同的本質和形式特征。19世紀個人主義張揚時代對個人自由的過度強調在其產生之初就背離了社會需要，“當事人期望他們的義務是什么就是什么”無法形成有效的社會合作。在合同法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基礎已經動搖的背景下，關系契約理論和關系契約法應當成為我國合法立法的指導，這在《合同法》中已經有所體現。關系契約理論主張從社會角度重新認識現代契約關系，例如責任的來源既有當事人的承諾，又有關系本身以及為關系的運作提供結構的外部社會；有些交易的統一性是從外部施加的，經常與當事人個人的目標發生不一致，這就使從社會關系的外部角度對合同施加約束成為必要和可能，此類對合同當事人責任和目標的限制體現了民法社會化發展方向，是合同法調整其基本定位和規范策略的基本路徑。民法典合同編應繼續運用關系契約理論發揮“關系”本身的特定價值和規范導引作用，從社會價值的強調完成對個體意思自治的價值超越，并肯定或者進一步推動在第三人利益合同、合同附隨義務、公序良俗原則等方面體現為實定法規則，從而合同法制度層面對個人主義的揚棄。

 

環境問題的公共性是對個人原子化存在的否定，社會個體必然經由環境而產生某種聯系，從而彰顯了個體相互之間的“關系性”存在，合同制度的綠色化就是要承認并適當規范這種個體間關系。從合同法理論和實踐發展方向來看，關系契約理論也應當成為綠色原則進入合同制度具體規范的理論路徑，最終形成立足于當事人意思之形成、范圍和效果之限定的合同法內生規則。這些規則在性質上不同于直接限縮當事人意思自治范圍的法律和行政法規規定的強制性規定，是在公法強制的框架之內、在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礎之上，否定絕對的個人自由、在“關系”意義上重新認識個人自由而進行的制度設計，因此不是通過引致規定引入合同制度，而應當規定于合同制度的立法文本之中，以具體的規則設計完成合同制度的綠色化、在合同領域實現民法綠色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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