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為全球碳交易市場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制度基礎。碳排放權以碳產品或碳資產的形式存在，通過制度強制性約束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排放行為，在賦權基礎上使其成為具有商品特征的產品，同時因其稀缺性、價值性等特征，碳交易的市場前提得以形成。

 

《京都議定書》首先設立了總量控制目標，在2008—2012 年五年期間將發達國家（附件一國 家）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在 1990 年的基礎上平 均減少 5.2%。不同的發達國家同意不同的目標。例如，加拿大同意比 1990 年溫室氣體排放水平 低 6%，那么在《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結束時， 加拿大的排放水平應達到 1990 年 排放量 的94%。總量控制目標的確定對建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至關重要，因為規定的總量決定了碳排放權 在碳交易市場的稀缺程度。

 

《京都議定書》建立了旨在減排溫室氣體的三個靈活的產權交易機制———國際排放交易機 制、聯合履行機制和清潔發展機制。這些機制的設立，使碳交易市場有了可交易的產品。

 

on Trading，IET）。國際排放交易機制是指一個發達國家將其超額完成的減排義務的指標， 以貿易的方式轉讓給另一個未能完成減排義務的發達國家，并同時從允許排放限額（AssignedAmount Unit ，AAU）上扣減相應的轉讓額度。AAU是附件一國家根據其在《京都議定書》中的減排承諾，可以得到的碳排放配額，每個分配數量單位等于 1 噸CO2 當量。

 

二是聯合履行機制（Joint Implementation，JI）。聯合履行機制是指發達國家之間通過項目級的合作，其所實現的減排單位（Emission Reduction Unit，ERU可以轉讓給另一發達國家締約方，同時在轉讓方的允許排放限額（AAU）上扣減相應的額度。聯合履行機制適用于已有上限的發達國家，這種機制的起源是當時的轉型經濟體（Economics in Transition，EITs），如俄羅斯或烏克 蘭，被分配了超額排放權，從而消除了減少整個經濟體排放的動力。聯合履行機制的項目主要包括：可再生能源項目，如風能、水電、生物質能；能 源效率改進的項目；幫助供應方能源效率提高的 項目；燃料轉換項目；減少工業排放；煤礦、垃圾填埋場和工業廢水中的甲烷捕獲和再利用；植樹造林。該機制使政府能夠“交易”或更好地“交換” 根據《京都議定書》分配給他們的排放權。

 

三是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清潔發展機制是指發達國家通過提供資金和技術的方式，與發展中國家開展項目 級合作，通過項目所實現的“經核證的減排量”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CER），用于發達國家締約方完成在議定書下的減排承諾。根據清潔發展機制，附件一國家為發展中國家（即非附件 一國家）的清潔技術提供項目資金，如風能和太 陽能。發展中國家能夠通過低碳排放甚至無碳排放實現可持續發展，而承擔這些項目的投資國家 （附件一國家）將獲得認證減排（CERs），這些抵免額是實現其京都目標的信用額度。CDM 為發展中國家的碳交易市場形成奠定了基礎，這些 項目創造了發達國家可以購買和利用的信用額度，用來履行其減排義務，實現了由基金機制向交易機制、由罰款機制向價格機制、由司法制度 向市場機制的轉變。雖然 CDM 在刺激發展中國家的低碳投資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由于其規模有限，很難實現創造全球碳價的目標。迄今 為止，據估計，所有 CDM 項目每年可減少約 4.5億噸 CO2 當量，與約 490 億噸 CO2 當量的全球 排放量相比微不足道。

 

產權明晰是環境資源市場價格等于相對價格的必要前提，只要產權界定清晰，交易各方就 會力求降低交易費用，使資源配置到產出最大、成本最低的地方，從而達到資源的優化配置［2-3］。國際排放交易機制是三個機制中唯一以配額為基礎的機制，而聯合履行機制和清潔發展機制都 以項目為基礎。這三種減排機制的核心是，只有明晰環境問題中所涉及的產權問題，才能實現排 污權交易。這三種機制實現了減排國家之間的碳 配額以及減排國家和非減排國家之間的信用交易，將限額和交易與基準和信用系統相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