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約束對控排企業處罰的自由裁量權，防止行政執法機關對控排企業處罰過于主觀。應當使控排企業接受處罰的倍率裁量有法可依。也即制定碳排放權交易倍率式處罰的司法適用規則。征求意見稿的懲罰倍率跨度更大，同時在懲罰倍率的單位罰基選擇上，相比送審稿所采用的上一年度的碳配額市場價格，征求意見稿選擇了本年度碳配額市場價格，單位罰基和倍率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25]。對控排企業行政處罰的罰基設置和倍率選擇很容易成為行政法規制定的盲區，直接導致了司法適用出現制度困境。應當對“從輕到從重”處罰的跨度予以明確。也就是說，在對控排企業不履約情況進行處罰時，執法、司法機構能夠精準的判斷處罰適用多少倍率，并能夠按照標準予以合理、合法的解釋。根據處罰法定原則，使罰款數額能夠達到有法可依、有據可循的狀態[26]。

 

從對控排企業違約成本下倍率式處罰梯度的司法裁量理論證成中可以得出，懲罰倍率應當大于控排企業生產經營利潤除去減排成本、交易成本以后的差值，與碳配額市場價格的比值。也就是說，處罰的倍率應當根據以下幾個因素來確定：首先，不履約的控排企業超額排放所獲生產凈利潤。根據不履約控排企業的當年度生產經營總利潤與減排設備運行情況、運行成本等，考量控排企業違約排放所獲得的凈利潤，以此來作為確定處罰倍數的一部分。如果其凈利潤高，則處罰倍數的設定相應增高，反之亦然。針對高碳排放企業來說，其寧可選擇繳納處罰金也不愿履約，是因為違法成本過低的原因。那么，在處罰倍率中就應當選擇處以倍率上限，也即5倍懲罰的倍率。其次，考慮控排企業參與碳排放權交易的情況，也就是控排企業在碳市場交易中的活躍度以及交易成本。如果控排企業本身未能足額履約，同時在本年度內的市場交易活躍度又較差，不論是消極履約還是為避免交易成本等行為，均為控排企業的不作為責任[27]。因此，針對碳市場交易活躍度較差，交易成本較低的企業應當選擇較高的倍率予以處罰。最后，罰基的確定應當考慮本年度和上一年度的碳配額市場價格，擇高者處罰。同時，還要考慮違法的控排企業過往碳排放量。由于要對控排企業起到威懾作用，因此在罰基的選擇上，應當以較高的碳配額市場價格作為基準。如果過往表現良好的控排企業可以酌情減少處罰倍率，裁量尺度以0.5倍作為梯度遞減，而對于過往排放量較高的企業則也同樣以其遞增[28]。

 

綜上，在不履約控排企業倍率式處罰梯度的自由裁量中，將控排企業的生產經營凈利潤、碳配額的市場價格以及過往排放量作為主要的裁量標準。處罰自由裁量標準的確定不僅可以為行政執法機構提供較為準確、便捷的方式確定罰款數額，而且控排企業也可以預見不履約行為所應當擔負的責任大小。 夲呅內傛萊源亍：ф啯碳*排*放^鮫*易-網 τā ńｐāīｆāńɡ.ｃō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