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戰爭的爆發，令黑海生物圈和烏克蘭數十個著名國際濕地、國家森林公園及自然保護區毀于一旦。各種重型武器在烏克蘭的美麗早春已經令“歐洲糧倉”的第聶伯河成為焦炭，環境學家認定，土耳其西部沿岸因黑海近30艘軍艦聲納噪音致使逾百條海豚擱淺。

除了冠病疫情，“極端天氣”與“俄烏戰爭”成為今年嚴重沖擊人類生活甚至生存的兩大全球性事件。然而，令人難以想象的是，二者之間卻互為因果彼此關聯。戰爭碳排放可能已遠比日常生活和工業生產所產生的二氧化碳強度更大，數量更多，毒素成分最集中。戰爭戕害生命，荼毒生靈，然而，軍事碳排放卻是暖化大氣，破壞地球生態和引致極端氣候的隱形殺手。歷史上的任何戰爭，哪怕是短時地區沖突，車輛、炮艦、建筑和植被的破壞及燃燒，二氧化碳均會以驚人速度和數量排放到大氣層及生活空間之中。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公布的《阿富汗：戰爭后的環境評估》顯示，戰爭燒掉阿富汗40%至70%的森林面積。海灣戰爭點燃788個油井，相當于8億桶原油燃燒9個月。

 

石油燃燒的碳排放所釋放富含二惡英的劇毒物質，不僅誘發各種癌癥及罕有疾病，而且導致生物大規模短命。美國布朗大學沃森研究院提供的研究數據亦表明，阿富汗、伊拉克和敘利亞軍事行動的碳排放逾4億噸，是116個二氧化碳低排國家的年排總量。英國《衛報》指出，僅伊拉克戰爭中，二氧化碳排放量就相當于所有英國人往返香港所造成碳排放的一至三倍。

 

根據空間轉化的效應原理，炸彈在爆炸過程中，產出極端空間膨脹現象，導致區域溫度竄升，形成高溫熱效應。粉塵和漂浮物的出現同時造成空氣流動動力匱乏，氣候變化出現混亂。有專家推斷，自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全球經濟未見突飛猛進，石化能源消費亦未見明顯上升，然而，恐怖襲擊、油庫被炸、戰艦、戰機及高科技軍事裝備的生產、使用和摧毀，碳排放量均遠超過半個世紀前的大型機械化戰爭。冷戰后數次各種名目的區域戰爭，堪稱氣候異常的罪魁禍首。

 

軍事專家指出，一旦進入戰事，通常意義上的戰斗機每小時耗油6000升，主戰坦克百公里耗油最高達600升，其行駛過程中的碳排放量超過50輛普通小汽車，戰爭后勤及戰后重建所耗能源更是難以估算。據查，僅2017財政年度，美國國防部為下屬56萬棟建筑供暖、制冷和供電，就花費35億美元，而難民遷徙、物資運輸、戰地醫院的運轉，乃至相關基地設施維護及日常各層級軍事演練所耗能源及排碳數量，因信息不透明而可能成為專家研究的盲點。

 

通常意義上的控制溫室排放是指改變能源結構、減少石化燃料、增加核能和再生能源使用比例。通過固碳技術分離再回收后棄置于深海，燃燒排放氣體中的二氧化碳。清潔可再生能源相比以往更具成本效益，為包括各國軍隊在發展過程中考慮使用清潔能源，更接近實現《巴黎協定》，并為“減碳控溫”提供可能，未來10年是拯救地球免受氣候災難和物種破壞的最后機遇，因此人類須要共同努力守住地球賦予的生存底線：最后的0.8攝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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