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法院決定通過個案推動氣候政策時，一種回應型司法便開始出現了。與傳統的自治型司法相比，回應型司法主要特點有三個：其一，法律規范在司法中得到適用是因為它們可以引導法官實現公民個人、公私組織或社會整體的特定目標；其二，規范的適用和制定之間沒有清晰的界限；其三，如果法官需要為回應社會需求提供方便，那么其工作的核心就不再是定分止爭，而是明確公共利益的要求，闡明或修正政策。具體到氣候變化訴訟的實踐，不難看出在訴訟的啟動方面，原告并不滿足于個案糾紛的解決，而是希望法庭創造性地適用法律，從而改變現有規范的含義并推動更廣泛的社會、政策變革。在訴訟的進行方面，法律和司法程序成了獲得積極氣候變化應對效果的手段，法庭的角色更像是社會和政策變革的推動者，而非具體爭議的糾紛解決者。

 

這種回應型司法類似于傳統所說的“能動司法”。在較為寬泛的意義上說，“司法能動主義”在司法政策上指的是法院可以創造新規則或改變規則一般解釋，在司法理念上則指的是相信法院可以積極推動社會福利。如果使用這個定義，司法能動主義和回應型法沒有本質的不同。然而，我們基于三個理由放棄了能動主義，轉而選擇回應型法。首先，司法能動概念以及相關討論與美國最高法院司法審查的實踐密不可分，擴展到討論其他國家司法實踐時難免會放大誤會。其次，司法能動在美國引發的種種政治爭議已經讓精確的定義變得十分困難。一個高度政治化的概念對于學術討論而言并無助益。相比之下，回應型法自始至終就是一個描述性的學術概念，無論是否贊同這種法治模式，人們都可以用以討論司法系統與社會系統的關系。最后，最為實質性的理由則是回應型法強調的不只是司法機關本身的作用，更是司法機關與“社會”之間的互動。 

 

在回應性法的視角下，氣候變化訴訟的成敗取決于是否能夠說服法官承擔推動氣候政策變遷的責任。從最早的氣候變化訴訟開始，法官都在通過創造性地解釋術語、法律規范和使用法律技術實現了對法律的革新。這種創造性毫無疑問地展現在把溫室氣體解釋為一種“有害氣體”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荷蘭民法典》中的注意義務包括應對氣候變化義務的荷蘭法官、判定《法國民法典》上的生態損害也包括氣候變化造成之損害的法國行政法官、通過擬制技術承認亞馬孫盆地法律人格的哥倫比亞憲法法院。既有規范的文本沒有改變，但是概念的意義、規范的適用范圍和法律技術的使用方式發生了改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氣候變化訴訟為“不告不理”的法官提供了機會，使他們可以超越在個案中定分止爭的定位，參與規范的創造。就連那些法官最終沒有支持原告的訴訟中，法庭依然能夠表達法律變革的必要性，或者指出更有勝訴可能的另一種訴訟策略。

 

回應型法中的司法機關必須明確公共利益的要求，并以此闡明或修正政策。換言之，司法在社會變遷發生時推動政策以回應社會變遷。一個社會以法律手段應對氣候變化的方法、限度和術語反映了該社會中公共價值的選擇和身份認同。“我們的法律表達了我們的信念、我們為之奮斗的價值，以及我們到底是誰。”關于氣候相關立法、行政決定、經營行為的訴訟可以在法庭之內和公共領域激發關于價值和身份認同的公開討論。在司法機構要求立法或行政機關有進一步作為的情況下，公開討論的作用將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世界并不會因為氣候變化訴訟的出現而改變。相反，世界正在發生改變，與之相應的是各國人民開始愈加重視生態的價值并意識到人類生活和環境變遷之間的聯系。“氣候變化案件就像信號燈，告訴我們這一發展方向。”

 

司法在氣候變化應對中的推動政策變遷的作用也得到了法官本身的認可。拉合爾高等法院在“Leghari案”中指出，作為憲法權利的生命權、人類尊嚴權、信息權與具有憲法價值的政治、經濟、社會正義一道，讓司法機關可以處理并監督政府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措施。新南威爾士州土地與環境法院的法官普雷斯頓認為，法院可以從九個方面貢獻于氣候變化應對：提供平等的司法救濟機會；裁決而不妨礙關于氣候變化的主張；堅守法治；要求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私人組織認真對待氣候變化；解釋并堅持法律中的基本價值；宣揚環境價值并為侵害環境的行為定價；讓氣候變化法律與政策中進步的、有原則的進展更容易出現；做出經過論證、基于證據的司法決策。就連在尚未取得有利于氣候應對效果的“Juliana案”中，異議法官也表示：“即使案件涉及激烈爭論的政治問題，與政府機關具有同等地位的司法機構也不能退卻。”可見，雖然不是所有法院都愿意處理政治議題，但至少有不少法官開始承認司法應當介入氣候變化的政策問題。

 

為了追求實質正義而放棄形式安定性的自治型司法也是一種高風險司法，其成敗取決于法官在應對社會需求時塑造合理制度工具的能力。與犧牲了規范的制定權以換取規范適用之獨立性的自治型法治相比，回應型的司法機構更愿意根據社會意識的變化，通過規范的創造性適用創造新的規范。氣候變化明顯是一個政治議題，但人們對它的理解時刻在改變。當社會對應對氣候的緊迫性達成共識時，回應型的司法可以及時在訴訟中介入政策決定。除此之外，訴訟本身也可以刺激社會變化。“訴訟同時也是一種激發社會討論的有效工具。哪怕在判決做出之前，圍繞案件進行的高調宣傳都會促使社會討論氣候變化危險的責任。討論可以讓人們接受新的法律立場并把氣候議題從政治領域拉入法律領域。”以公開說明的理由支持法律決定在當代法理論的視角下正是法治的核心要義，氣候變化訴訟也不例外。所以，積極參與氣候治理的法官必須找到足夠的依據，支持自己的政策決定。此時，靈活運用各種不同的規范是決定這種回應型司法成敗的關鍵。 本+文+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交*易^網 t a np ai fan 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