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ESG議題關注度日益提升，ESG也正在變成洗綠的工具。根據Sensu insight的報告，公眾現在對企業的ESG聲明有相當大的懷疑，只有不到四分之一（23%）的公眾相信企業ESG聲明的表面價值。被譽為“估值領域院長“的Aswath Damodaran教授批判性的歸納目前從事ESG領域的兩類人：一類人是天真善意的人，當他們在ESG測量服務、咨詢企業的ESG部門和ESG投資基金的戰壕中辛勤工作時，他們相信自己正在推進善良事業。另一類人是割韭菜的鐮刀，他們非常清楚ESG這個概念背后的空虛，但看到了賺錢的機會。盡管這種批評有可能以偏概全，但是這個批評的內核在于對洗綠行為的痛恨。

學者Gregory在文獻中指出了一些常見的洗綠定義：“選擇性披露（selective disclosure）；脫鉤（decoupling），即企業有負面表現，但對其表現進行正面宣傳；認知合法性（Cognitive legitimacy），基于組織的社會環境、道德合法性和受益者的共同想象；產品/服務層面的洗綠，即利用明確或隱含地提及產品或服務的生態效益的文字論據來創造一個誤導性的環境主張。公司層面的洗綠，包括：（a）本質上屬于不可持續的企業，但宣傳可持續的做法或產品；（b）通過使用廣告和推廣的研究表達對可持續問題的關注；（c）影響法規或政府，以獲得可持續領域的利益；（d）宣稱法律和法規要求的可持續成就或承諾；以及（e）利用可持續報告，以扭曲事實或投射積極形象"。

在組織層面的洗綠行為中，"能力洗綠"是代表性現象。能力洗綠在組織內部的表現是將對基礎ESG知識的了解、基本的可持續發展意識或對ESG相關問題的熱情等同于專家實踐的做法。例如在完成某一個ESG和可持續發展的短期證書，或參加可持續發展領導力課程后，就將自己標榜為氣候變化、ESG或可持續發展主題專家。將這一現象列為洗綠的行為的依據是，在低碳轉型的場景中對于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或水領域都需要長時間的科學或技術積累。相關的主題投資業務需要處理大量的非財務數據和科學計量指標，以環境方面為例，更精細的評估尺度如減緩氣候變化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效益評估、生物多樣性損失的衡量、以及涉及到的更多水文學、大氣科學、海洋生物學、土壤學或動物學的具體知識仍是在大多數投資決策種缺失的。盡管有越來越多的科學驅動的因素和基于實證的監管要求，目前ESG投資領域仍然主要由具有商業背景的專家作為主導。能力洗綠也體現為從組織內部層面沒有足夠專業的人才輸入來支持高質量的ESG相關決策，也更容易形成組織層面的洗綠行為的輸出。

在組織外部也存在著洗綠行為。許多追蹤企業ESG數據的組織，包括全球環境信息研究中心（CDP）、氣候債券倡議（CBI）和科學碳目標倡議（SBTi），往往難以獨立核實所有提交的企業數據。因此，這些組織越來越多地依賴獨立的ESG服務提供商，具體包括評級機構、獨立核查機構、和ESG數據解決方案提供商，以提供相應的數據、評級、第二方或第三方評審意見，進而核實企業是否符合ESG標準和法規。但是由于缺乏對評估、衡量、報告和驗證ESG一致性的方法披露，目前的實踐存在至少三大方面的挑戰：

1.問責制上的不確定性。由于現行的許多方法學根本沒有被完全披露，在方法學的透明度上有著潛在的作假動機，很多時候無法驗證責任來自于企業、第三方機構或是合謀的結果。這無疑會破壞對ESG評級方法科學性的公允評估，難以相對準確的衡量ESG風險和績效，也會進一步影響數據的收集。

2.ESG數據質量和數量。由于目前缺乏全球統一的企業ESG報告標準，大多數ESG的數據來源于自我評估，以企業報告或行業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披露，導致不同企業的數據集差異很大。在原始數據和數據評估方面沒有適當的透明度，任何ESG風險和影響的結果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釋，這也為ESG宣傳性洗綠打開了大門。

3.ESG數據和報告的不連貫性。當ESG的透明度問題被放大，對企業ESG能力的評估尤為突出。企業ESG能力差距往往植根于人力資源的差距，特別是缺乏部門級的專家，無論從質量還是數量上來說都是如此。在能力層面的差距也會助長ESG行為的不一致，內部或外部ESG專家都需要有能力做出實質性的評估，而且需要就分歧達成統一意見從而避免企業宣傳性洗綠行為的增加。

在產品和服務層面的洗綠現象也是比比皆是。近些年來越來越多的國內金融機構開始建立“個人碳賬戶”的場景，“天天做任務，天天領獎勵”，這種以碳為名的積分體系和傳統的積分體系并無區別，專業性考慮的缺失例如機構如何界定基準線場景、方法學的依據等信息和機制的不透明現象，導致事實上大多數的積分并沒有產生真實的減碳行為。在國際上，金融機構設立產品參與自愿碳減排市場也并不是什么新鮮事。英國NatWest集團、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澳大利亞國民銀行和巴西的Itaú Unibanco表示，他們的碳抵消項目倡議將有助于創造一個更具流動性的碳抵消市場，客戶可以在平臺上購買和銷售自愿碳減排額度。新型銀行Aspiration早在2013年開始就專注于可持續銀行領域。通過發布一套專注于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銀行產品，找到了自己的優勢。其代表產品影響力測量（Aspiration Impact Measurement）可以讓客戶在購物時跟蹤個人碳足跡，并顯示低碳行為的的好處。Aspiration的星球保護產品（Planet Protection）自動抵消了購買的每一加侖汽油所產生的改變氣候的二氧化碳。以金融機構的角度，通過綠色宣傳形成新的流量入口可為是一舉多得。一方面起到對用戶綠色教育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促進未來自愿碳減排市場的流動性和規模性。

很多時候需要明晰洗綠與對市場產生真正積極影響的項目、激勵低碳行為之間的界限。對碳抵消的本身的方式在國際上也是有爭議的，不是所有的種樹行為都能通向碳中和。如果把錯誤的樹木種在錯誤的地方，結果只會適得其反。由于樹木的固碳作用存在高度不確定性，在哪里種樹、種什么樣的樹、什么時候種樹以及種完后如何管理樹木，這些過程都需要進行大量的論證。很多環保專家認為，利用樹木做碳抵消的行為也會阻礙企業采取有意義的措施來減少他們自己的排放，并對一些碳抵消項目的有效性提出了質疑。一些銀行也強調，碳抵消行為應該是在企業做了所有其他可以減少排放的事情之后的最后手段。

因此，避免以ESG為名的洗綠行為，金融機構更需要做的是對其金融交易和管理資產進行碳數據測量。每年增加對轉型的資助和更多的清潔項目的力度，直到所有的融資都與碳中和、有彈性的社會價值相一致。隨著氣候危機的逼近，摩根士丹利、美國銀行和花旗集團等超過60多家已經通過碳會計金融伙伴關系組織平臺（PCAF）開始測量和披露其金融投資組合的氣候排放量。我國監管機構也已經開展了對金融機構衡量和披露其金融投資組合的碳排放量的試行意見，人民銀行在金融改革試驗區出臺了《金融機構碳核算技術指南（試行）》。可以說細化的指標對于金融機構促進實現碳中和以及應對氣候變至關重要。

不能細化的ESG指標導致在ESG概念下，企業向所有利益相關者負有的“廣泛的社會責任”，而帶來的最終后果是企業向所有人都不夠負責，出現使命漂移和洗綠現象。當ESG成為既要又要的代表，在擴大責任范圍同時導致無法細化的指標和可以落實的責任，只會讓我們應對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這種長期風險變得更糟。沒有人會故意反駁一個好的企業理念，它既是為了以利潤為主的短期利益，也是擁抱長期利益-在賺錢的同時保護環境，造福社會，善待員工。但是，當一個不同背景和語境下的理想變得標準化和系統化，從而成為游戲規則時，企業和投資機構都會利用這個系統來獲得高分，從事洗綠活動，投入大量資源來開展形象工程，這不僅對ESG沒有實際貢獻，還會誤導公眾。這無異于考試成績好的學生不一定是最好的學生，關鍵是要掌握考試的技巧。

監管機構也開始意識到ESG的內在問題。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FCA）開始警告基金經理，他們的"劣質"的ESG基金申請可能會影響消費者，必須改進。歐盟出臺的可持續金融分類法對67項經濟活動擬定了技術篩選標準，相比于廣泛的ESG，歐盟可持續金融分類法將用于識別和構建促進實現綠色經濟活動，發動機構投資者以及私營資本開展可持續金融投資的目標細化為六個方面，包括：氣候變化減緩、氣候變化適應、預防并控制污染、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循環經濟、生態系統保護。氣候相關金融披露工作組（TCFD）、企業可持續性報告和綠色債券的新規則，歐盟希望降低金融系統與ESG相關的風險，同時促進綠色增長。但是，我們需要意識到即使有了更好的監管，也不可能讓每個ESG主題基金在一夜之間將其投資組合轉向面向碳中和及應對氣候變化的資金。現實情況是，ESG這一名詞分散了我們對實現碳中和所需投資的注意力。應對氣候變化，我們一方面需要更細致的分類，另一方面也要認識到傳統的凈現值的估值方法的局限（NPV），采用新的原則，如倍數效應、比較優勢和實質性等來進行補充，擺脫泛化的ESG標簽，正確評估ESG決策。

此外，機構投資者和投資管理公司需要立刻通過停止洗綠，使更多的投資可以直接作用于應對氣候變化的企業及產品的五個方面。

1）減緩氣候變化。直接在關鍵排放領域如電力和熱力、農業和土地使用、工業、交通、建筑等領域脫碳。

2）適應氣候變化。通過新產品和商業模式適應不斷變化的氣候條件，開發如氣候保險、食品工程、地球工程等產品和工程。

3）氣候監測。收集有關碳排放或氣候風險影響的信息和數據以產生相關的預測和處理能力。如智能化的監測、核查、報告（MRV）體系、物理風險的評估和情報等。

4）氣候移除。去除大氣中現有的排放物，方案如碳移除、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土地修復等。

5）氣候再生。增強環境的“正外部性”，而不僅僅是減少對環境的負擔。如再生農業、增強生物多樣性和碳封存等。

如果我們不能實現在上述每個部門投資數萬億美元，最后也將無法實現1.5攝氏度的目標。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最新發布的《2022年排放差距報告》也對我們再次敲響警鐘：世界并沒有走上實現《巴黎協定》目標的軌道，到本世紀末，全球氣溫可能升高2.8°C。必須實現45%的減排才能避免全球性巨災的發生。這種變化需要現在就發生。因此，我們需要避免為了ESG而ESG的行為，停止更多假裝ESG導致公司使命漂移的現象、識別洗綠的產品和服務，抓住時機維系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氣候變化是一個舊時代留下的癌癥，而ESG只是一種止痛藥，它可能麻痹并分散我們的注意力，使我們無法解決人類世界有史以來面臨的最大風險。

文/國際標準化組織可持續金融科技工作組專家陳鈺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