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是非標準化的價值判斷。一方面，企業的ESG指標不能完整的反映其對社會的影響和非財務性風險。在利益相關方都要求企業披露越來越多的ESG指標，以便他們能夠更好地了解企業的狀況并讓企業對其社會影響負責。然而，評估這些指標的過程中隱含著這樣一個假設：企業的ESG指標可以完整的反映其外部性。以生物多樣性議題為例，生物多樣性的絕對重要性在國際上日益得到認同，但在現行ESG體系下其重要性常常被低估，甚至有時被直接忽略。對于食品和醫藥企業來說，關注生物多樣性的程度將遠遠超過互聯網公司對生物多樣性的關注。一套通用的ESG指標可能會阻止企業進一步發展和報告更多的和其業務相關因素的積極性。如果投資者優先考慮這些通用指標，這將鼓勵企業內的高管們也這樣做并建立與這些通用指標掛鉤的指標體系，進而犧牲其他創造價值的指標。

此外，企業為特定的一些ESG維度支付成本會導致企業相應的降低對其他維度重視程度。由于現行的ESG評級標準通常根據行業的平均水平進行評估，存在一個企業可以通過犧牲其他企業的利益來提高其ESG指標的風險，這也將導致企業過度追求ESG表現會對社會總體的正外部性帶來零影響或負面影響。比如，化工企業可以通過將有污染的工廠賣給同行來減少其環境足跡，而同行可能會因收購該工廠而降低其ESG表現，從而增加總體污染。這種擔憂不僅僅是假設性的可能性。學者Duchin和其合作者研究了工業企業如何應對環境風險事件后的審查。企業通過剝離有污染的工廠來改善他們環境相關的指標的表現。然而，ESG評級機構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或者沒有深究其下降的原因，只是以優異的ESG評級獎勵剝離的企業，被變賣的工廠通常被與賣方有供應鏈關系或合資企業的企業購買。當ESG投資者只關注他們所擁有的企業所產生的外部性，卻可能造成社會總的外部性的下降。現行的ESG評級可能導致片面的思考，當孤立地研究一家企業時往往會忽視了企業ESG對整個社會的連鎖反應。

另一方面，ESG評級企業對于企業ESG的表現是具有差異的。評級機構不僅在如何衡量各種ESG指標方面存在差異，而且在認為哪些指標值得衡量方面也有差異。目前的評級體系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很難將有意義的指標與沒有意義的指標識別清楚。盡管幾乎所有的評估者都在他們的評級中包括了最受關注的指標，包括碳排放、氣候變化影響、污染、廢物處理、可再生能源、歧視、多樣性、社區關系、人權和獨立董事，但極少有評級企業就如何衡量這些指標達成一致。

此外，與其他價值驅動因素相比，ESG是有國別和區域的語境的，由于不同文化和社會背景的考量，全球的ESG很難被放在一個基準上。在國外，美國最大的兩家煙草企業Altria和Philip Morris分別進入了標準普爾500指數ESG綜合榜的前十名。然而，這卻是與ESG的另一源頭，可以追溯到20世紀二十年代的宗教教會投資的倫理道德投資相悖離的現象體現。

MSCI的ESG評級在環境和社會兩個方面是根據企業管理其機遇和風險敞口的能力來評估的。如何理解風險敞口的內涵？這表明企業只有采取與其風險或機遇水平相當的管理措施，才能獲得較高的分數。而MSCI ESG指數在評價企業時，在地理位置層面MSCI已經預先確定了各個國家和區域在環境或社會關鍵議題方面的風險敞口。由于地理位置的風險敞口是以乘數的形式存在，對于地理位置的評估講對最終的整體風險敞口評估產生較大的影響，這也是國別偏見的來源之一。中國在很多關鍵議題方面直接被MSCI認定為高水平的風險敞口，比如健康與安全等方面。

著名新能源汽車企業特斯拉被踢出標普500的ESG指數，而與化石燃料直接或間接相關的企業，如石油服務企業哈里伯頓，汽車制造商通用汽車和福特汽車，都進入了標準普爾500指數ESG評級的前列，排名在18至31之間。在大多數人的心目中，傳統能源巨頭似乎是ESG一詞的對立面。但如果根據這些企業的ESG評分，他們都成了企業的典范。伊隆馬斯克也因此稱ESG是一場騙局。在特斯拉發布的《2021年影響力報告》的開篇，一段批評的話耐人尋味：“當前的ESG披露規則并未衡量對世界產生積極影響的范圍。相反，它側重于衡量風險和回報的現金價值。當個人投資者將他們的資金委托給大型投資機構的ESG基金，他們的資金可以用來購買那些讓氣候變化變得更糟、而不是更好的企業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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