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忠梅：客觀地說，我國現有立法不能滿足碳達峰目標和碳中和愿景實現的實際需求。首先，專門制度尚未建立。目前已有的法律法規，立法目的是防治大氣污染、森林資源利用和保護、科技成果轉化等，雖然可能涉及碳達峰、碳中和的內容，但并不是其直接立法內容。因此，碳達峰、碳中和實現所需要的進展報告制度、評估制度、咨詢制度、信息發布制度、年度報告制度、責任追究制度等專門法律制度在我國并未建立。

 

其次，各相關法律缺乏統籌，立法目的難以協調。現有碳減排相關立法涉及污染防治法、資源法、能源法、稅法、科技法等多個領域，這些立法都涉及溫室氣體控制，但囿于其自身的立法目的和立法時機，缺乏對碳達峰目標和碳中和愿景統籌考慮，立法目的無法有效銜接。

 

再次，保障碳達峰和碳中和實現的監管體制機制不明。碳達峰和碳中和實現過程涉及哪些監管主體，監管主體的法律地位如何，監管主體間的事權如何劃分，又該如何開展本行政區域或跨行政區域的聯合性或綜合性執法活動，監管主體不履行或怠于履行監管職責時需要承擔哪些法律責任？這些問題，尚無法律加以規定。

 

新京智庫：這是否意味著，如果某個地方或行業的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未能如期實現，追究法律責任將面臨于法無據的尷尬？

 

呂忠梅：是的，這將帶來一系列問題。比如，當某地方、某行業不履行、怠于履行或違法履行碳達峰和碳中和義務時，是否可以提起訴訟？誰來提起訴訟？提起什么樣的訴訟？還有，如果因氣候變化影響導致生態環境損害或者人身財產損失時，應該向誰主張權利？主張什么權利？是否能夠獲得賠償？

 

換句話說，相關訴訟如何定性、權利如何保障，有關碳達峰和碳中和的糾紛能否納入現行環境公益訴訟、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民事侵權訴訟的受案范圍，都不清楚。一旦在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實現過程中出現糾紛，沒有相應的解決機制和法律依據。違法者得不到追究，受害者得不到保護，勢必影響社會秩序的穩定，對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實現形成負面激勵。

 

碳達峰碳中和立法不能“冒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