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全面推進氣候投融資的發展和實施運行，急需探索和研究解決幾個基礎性問題。

 

一是要研究確定和解決量化“氣候減緩效益”的技術和方法問題。氣候投融資最基本的特征是要能夠帶來氣候減緩效果，或減少了溫室氣體排放，或提升了抵御氣候變化不利影響的能力而有更強的韌性。因此，衡量一個氣候投融資項目帶來了什么樣的氣候減緩效益，就成為衡量一個金融支持項目是否是氣候投融資項目的核心標志。在過去《京都議定書》下的清潔發展機制項目以及中國自愿減排項目中，已經開發和批準了大量的減排核算和監測的方法學，作為評估投資項目所帶來的減排效益。

 

氣候投融資體系的運行，需要考慮的是：是否按照或參考那些已經批準的方法學來核算所有氣候投融資項目的氣候變化減緩效益？從已有的國內外實踐看，這個回答應該是肯定的，但需要做的是對那些方法做必要的修改和完善，主要是做簡化處理。畢竟那些方法核算出來的減排效果的目的及影響，與氣候投融資核算項目減排效果的目的及影響，有很大的區別。如果完全按照那些已經批準的方法來做氣候投融資“氣候變化減緩效益”核算，技術上可行，但運行成本太高，且沒有必要。

 

二是研究確定如何計算和量化“氣候投融資”。一個溫室氣體減排項目，可能涉及到大量與“減緩氣候變化”無關的部分，真正實現“減緩氣候變化”的可能只是項目中的一部分（可以是大部分，也可能是小部分）。這就需要在政策和方法上確定“氣候投融資”的范圍，區分一個大項目中哪些屬于“氣候投融資”、 哪些不屬于“氣候投融資”，并制定詳細的操作手冊。

 

做好這種區分，是進一步制定和開發氣候投融資工具的基礎。例如，金融監管部門對真正的“氣候投融資”提供低成本的融資資金，如果有了這樣的區分，就能夠把政府對氣候投融資的補貼，真正提供給那些能夠帶來氣候變化減緩效益的投融資活動。如果沒有這種區分，政府的補貼或優惠政策就難以精準支持到位，氣候投融資的統計也會成為一筆“糊涂賬”。

 

三是要研究量化的“氣候投融資”資金與量化的 “氣候減緩效益”之間的量化關系。例如，鋼鐵行業的減排活動，單位氣候投融資能夠帶來多少減排效益？據此可分析評估不同行業或技術的氣候投融資效益。這種量化分析將有助于金融部門、行業管理部門制定宏觀和微觀政策，利用財稅和貨幣政策手段，精準推進先進技術和管理措施的應用。另外，有了這種量化關系，還有助于開發和創新氣候投融資產品和工具，包括能夠有充分的依據來確定合理優惠信貸利率，信貸利率的優惠水平將可與行業或項目能夠帶來的減排效益掛鉤。

 

四是要研究氣候變化減緩效益的“確權”或“權益”，以及如何利用政策或法律手段確保這些“權益” 的價值得到實現和保障。氣候變化減緩效益的確權，將是以市場手段推進“雙碳”目標的根基，也是進一步創新氣候投融資產品和工具的基礎，影響重大，急需要組織力量研究，取得突破，為氣候投融資的創新和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