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現在碳測算打入歐洲供應鏈這件事情的緊迫性有多高？

 

周：我們可以看CBAM（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要求的時間點：從今年10月1日起相關行業出口到歐盟的產品就要開始數據披露，這個披露規則試行一直到2025年的12月31日，從2026年元旦以后就開始收稅。這就是這個事情的迫切程度。對于一些沒有任何的量化基礎的公司來說，離它第一次被迫性的數據披露，現在不到四個月。

 

吳：我們說了很多供應鏈的問題，其實碳關稅這件事情可能會有兩個理解角度。它到底是多大程度是被企業責任感驅動，又多大程度上是被歐洲對于一些產業升級還沒有完成的國家和地區進行技術限制的一個措施。假如是后者的話，是不是可能會有更多企業會搭便車，做一些投機取巧的事情？

 

周：把時間撥回到20年前，當時為什么會有世貿組織呢？當時大家面臨的是質量上的競爭，就是好東西跟壞東西不應該是同一個價格體系和稅收體系。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中國和印度、東南亞是這個規則最大的受益方，因為大家現在的產品質量上來了，我的價格還是很便宜。

 

但是到現在發展了20年之后，為什么現在從原來的關稅體系又發展成了一個基于碳的、綠色的貿易壁壘？那肯定是歐美他們這些大的經濟主體發現現有的單純的價格體系、質量體系已經顯示不出來歐美的競爭優勢。他們自己在梳理規則的時候肯定就發現了，基于氣候規則下面的碳排放規則，可能是來保護歐美的很多已經為碳減排付出了巨大成本的這些企業。

 

他們為什么要針對中國的企業和印度的企業呢？我們看看能源結構就知道。中國、印度還是以傳統的火電為主，但是歐洲的很多企業，像法國、德國、荷蘭、瑞典這些國家，其實都是以新能源為主。即便不做那么精確的量化，從能源結構也知道這些企業是低碳排放的。歐洲很多煉鋼都是拿廢鋼去進行電爐煉的，一噸鋼的碳排放，可能比中國的長流程煉鋼低60%。他們認為自己付出了這么大成本，在他們產品優勢上體現出來就是他的碳排放會低，所以才拿這個點去限制中國和其他東南亞甚至南亞市場的進口，他們認為這方面對自己是規則有利。

 

那回到這個規則對于我們的限制以及有沒有企業去搭便車的問題，剛開始在這個混亂狀態下，肯定會有一些企業受益，有一些企業不受益，但是長遠來看，中國基于自身的能源安全也是一樣的考慮。

 

我們靠煤電、靠石油進口去支撐的能源戰略也是不可持續的，所以中國對于新能源的轉型其實也有基于自己能源安全的需求。我們認為石油不靠譜，有一天也會遇到資源緊缺的局面；我們認為煤炭也不靠譜，因為中國可以燒的較高品質的煤炭資源已經越來越少了；而且我們的開采成本也會越來越高。

 

吳：我們作為一個制造能力強大但資源相對匱乏的國家，制造能力其實就是我們未來的新型的礦產。

 

周：沒錯，中國的工業體系太復雜，我們的工業人口基數太大，如果不去從產業本身去解決問題的話，那很有可能結果就是大量的企業在轉型之中失去先機，反而是把中國最大的這種產業優勢給丟掉了。

 

中國現在是全世界最大的新能源設備生產商，如果這些東西被全世界所接受的話，其實第一撥紅利還是中國人享受的，因為歐洲也需要買我們的設備。所以說在整個的能源結構轉型里面，我們應該看到的一個方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的新能源轉型需要中國的設備，中國本身也需要新能源自身的轉型去解決能源安全。如此全面客觀地看待這個問題之后，就發現其實和20年的世貿體系一樣，我也相信接下來我們的碳貿易體系和綠色新政的貿易體系，其實某種程度上對中國的結構轉型、能源轉型甚至是產業升級都會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吳：在當前的整個世界貿易的格局變化的情況下，您怎么去理解這個政策的可持續性？

 

周：世界貿易格局是在變化，但是因為中國龐大的工業體系和我們的產業結構，全球化是中國規避不了的，我們可以被動地接受很多的貿易壁壘，但是中國并不能主動去關閉這個世界貿易的大門，因為這樣的話，受損的只是我們。內循環消耗不了這么大產能。 本`文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交*易^網 t a npai fan 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