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4月25日電 （記者王鏡榕 視頻報道 姚晨龍 劉志洪 蘇樂）聚焦“防疫常態化如何決勝脫貧攻堅？”，中宏論壇戰疫系列研討活動（第二場）近日召開。

 

 

　　國家糧食安全政策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特約研究員方言，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首席顧問劉以雷，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學術委員、中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王軍，證券日報社常務副總編、人大重陽高級研究員董少鵬，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副院長史英哲應邀參加本次活動并主題發言。

 

中宏觀察家史英哲就疫情下切實推進金融與我國實體經濟的有機融合，對中小微企業走出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等課題提出建議。

 

　　以下是發言實錄：

 

　　主辦方希望我談談風險管控與要素市場化。這里邊實際上有幾種風險。第一個風險就是金融風險；第二個是經濟風險。結合當前還有醫療衛生風險，最后是社會風險。我先說一說金融和經濟風險。

 

　　在這種大的疫情背景下，實際上我們的疫情發生還是有兩個大背景，當然跟這個疫情沒有直接關系。我們說它們是獨立的，這第一個大的背景是什么？實際上是全球化現在經受挑戰。第二個是什么？當前的貧富差距，也就是社會分配，也到了一個難以為繼的狀態，導致需求比較有限。因為貧富差距問題導致需求有限，這時候又有了疫情，疫情的沖擊實際上在加速前面兩個，一個是逆全球化，一個是貧富分化產生的社會問題和現象。這是我的一個看法。

 

　　那么，對應的金融風險是什么？第一個金融風險就出現金融壞賬。我們的金融企業，在這種大背景下，如果他的金融資源注入到一些沒有可持續性的企業和行業中，雖然我們可能度過一個比較艱難的谷底。但是，后面有可能又會迎來一個深谷。也就是說金融企業出現大量壞賬，最后使得金融企業資不抵債，從而導致金融行業流動性問題，金融很難為實體企業進行輸血，最后引起金融危機。

 

　　第二個金融的風險也需要考慮到，就是金融不愿意貸。剛才劉老師提到中小微企業融資問題是個世界性問題。我們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我們試圖去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通過各種各樣努力，努力了很多年實際上跟我們的期望依然還有很大差距。國家鼓勵貸款，銀行卻不愿意給中小微企業貸款，結果怎么樣呢？金融資源最終依然沒有流向民營企業、中小微企業。最后流向什么？流向國有企業流向地方政府，導致國有企業、地方政府負債率上升，以及同時它的資金使用效率比較低，從而產生一個系統性的風險。這是我們講金融的風險的兩種體現。

 

　　這里邊市場化就很重要。我們怎么能夠使我們的金融政策比較符合市場的運作方式，能夠讓市場去接受？我想這實際上是監管層在制定政策的時候，尤其需要去考慮的，比如說不愿貸的問題。

 

　　我們曾經在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出現過，信貸員把我們銀行信貸最后一轉手，進入到私人口袋。所以，最后我們在強化銀行監管的時候有了貸款責任制。貸款的這種終身責任制的確明顯減少了不良貸款的問題。但同時也抑制了銀行對中小微企業貸款積極性或者意愿。

 

　　那么，我覺得這里邊不愿貸，實際上我們要理解市場，這里面我說的市場即銀行、銀行家們為什么不愿意貸？我們還是要盡量去理解他們的困惑。

 

　　我們在制定政策的時候需要考慮并解決這個問題。比如說，市場化的領域就要給予一個比較市場化的激勵；或者符合市場邏輯的懲罰。我們是不是要不良貸款的終身責任制？

 

　　我們講不良貸款的終身責任制，實際上我們去看，有些銀行會出現很有意思的現象，一方面，一些銀行在一些地方出現重大事件，但是，相關的行長們并沒有受處罰。尤其是像大省行，大城市的行長們并沒有受處罰。但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基層業務行長們，指標壓力重重，壓力下即使感覺有很好的項目，也不敢去貸，把手腳給捆住了。所以，我說這是我們怎么去理解市場，把一些制度給他理順了。

 

　　這是不愿貸中的第一個問題，我們要尊重市場的一些擔心或者考慮。

 

　　不愿貸的第二個問題。現在為什么很多金融企業或者銀行不愿意貸，我們可以算一算，銀行的負債端，大銀行要好一些，大銀行大概兩個點的負債成本；但中小銀行的負債成本大概在兩個多點、三個點，甚至更高。那么，我們加兩個點的息差，對應的也就是說我們的放貸端，很自然就到了5個點、6個點，甚至更高。

 

　　所以，這里邊就存在著怎么讓銀行愿意給中小微企業進行貸款，并且是便宜的資金。這里邊我認為需要降低銀行的負債成本。降低負債成本其實并不見得就一定要降低存款成本。因為降低存款成本也比較復雜，存款也有涉及到跟老百姓有關系，以及涉及到我們的貨幣基金等等問題。

 

　　那么，我們怎么來降低存款成本？現行監管中，當局實際上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說像專項貸款，再貸款，降準，實際上它都相當于在降低銀行的負債成本。

 

　　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力度更大一些？以及我們是不是可以更有針對性一些？因為我們在強調扶貧的時候，我們在強調中小微企業的時候，其實，我們這時候就要看到底是哪些金融機構，哪些銀行在更多的服務他們？對應的我們就要把流動性或者把這些政策注到這些銀行去。

 

　　這實際上是我們應該去做的事情。從金融風險上，我希望我們這方面政策能夠更豐富，更有針對性一些。

 

　　當然，我們現在也做了很多事情。今天上午銀保監會答記者問，詳細介紹了這幾個月的一些政策進展，很多政策還是有針對性并取得不錯的效果。

 

　　下面講講經濟風險。我想經濟風險更多是什么？經濟下行以及我們社會經濟或者說產能配置問題。會不會我們采取一些措施最后使得落后產能更加過剩，這是值得去考慮的。是不是能夠讓我們的新興產業得到發展？這也是需要去考慮的。

 

　　我舉一些數據，一季度的經濟數據出來之后，我覺得很有意思，受沖擊最大的幾個行業，一個制造業，還有一個是批發零售行業。如果我們去看我們銀行的不良率，我們去年出了一個上市銀行的分析，如果我們去看上市銀行的不良率，恰恰是這兩個最受沖擊的行業，制造業跟批發零售業最容易出現不良率。

 

　　這說明什么問題？我想，這其實說明，疫情不是導致質變的誘因。疫情某種程度是加速我們經濟轉變或經濟變化的一個誘因。像我們的制造業，實際上在2018年，在2017年，它的不良率都很高，這說明什么？說明我們制造業的確有很多產能已經逐步的不行了。那么，我們的批發零售行業，已經有相當一部分企業，已經不能適應當前經濟發展的模式。后來在疫情沖擊下，這兩個行業受到震蕩都比較大。

 

　　我可以給大家一些數據，在2018年國有大銀行的制造業不良率，實際上是在5.89，將近6個點，批發零售業的不良率在8.86。

 

　　這里面，我想我們可以把疫情沖擊放在經濟轉變大背景下來理解。疫情一方面讓企業產生流動性的問題，我們需要救助這個流動性困難；另一方面，我認為是疫情沖擊帶來更快速的淘汰過程，這種情況就要慎重對待，這里面要注意我們的政策，一定要避免導致劣幣驅逐良幣。

 

　　我舉個例子，比如說房地產，我們對房地產的控制，使得在限價后出現很好的地、很好的位置，最后建成的房子質量很差，這是不是就是一個劣幣驅逐良幣？

 

　　那么，很差的房子在未來幾十年里面給居民給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都會很多。為什么我們不能夠避免對更好更優質的房地產企業，或者高品質的住房進行一刀切？

 

　　我覺得這實際是我們在面對這些沖擊的時候，怎么能夠避免一刀切方式最后導致劣幣驅除良幣？這是我們講的經濟風險與風險防控以及市場化之間的關系。

 

　　另外，我們這幾年經濟風險還有一個問題，我們剛才說到一個杠桿率的問題。我們都說杠桿率很高了，都說我們需要國家來加杠桿，我們都說我們的金融有各種亂象，但是，實際上我們又說我們的基礎設施建設，它的收益率很低，但我想問，我們老百姓們能不能把我們的存款轉化為比如說高速公路的投資，比如說一些水利工程的投資？其實很多混改項目，對老百姓來講收益是很好的。石油管道收益至少7%，京滬高速的收益也很好，為什么老百姓參與不進來？所以說，是不是居民的財富并沒有充分發揮作用？最后，只有讓居民財富進入資本市場，進入證券市場，這實際上對應的就是我們能不能大膽的對金融行業、對社會投資進行改革？我們有沒有必要去堅守200人的限制？能否讓一般老百姓參與到國家或地方政府的重大項目中，享受到億萬富翁們瞧不上的七個點八個點的投資回報？我們居民的金融財富有160萬億以上。這里邊大家出個幾十萬億的錢來建設，來幫助建設我們的基礎設施太容易。讓老百姓來投資參與身邊的重大項目，實現民生民享不是挺好的么？

 

　　另外，我們講經濟風險，中國的“老基建”真的即將走到了頭嗎？

 

　　我想還遠遠不夠，我們去馬上要成為自貿港的海南，穿中線的高速原來只有一條，今年剛加了一條也只有兩條。我們再看一看，穿過江西的大廣高速公路，大部分路段是兩車道，它能滿足大家的需求嗎？滿足不了。所以，實際上我們的基建的潛力依然空間很大。所謂的投資收益率問題，如果你引入資本只考慮到那些億萬富翁，他們是瞧不上的。但如果我們真的能夠理解市場的廣大主體，考慮廣大老百姓的投資意愿，把它門檻放開，我想這就沒有問題了。

 

　　時間關系，這一塊我就不展開了，但終歸我們講上“杠桿”，我們搞基建建設，我認為空間依然很大。

 

　　我再舉一個過去的典型案例，供大家參考。在我們討論三峽工程的時候，當時也有很多人說，我們的三峽工程從投資回報來講是很難平衡的。但事實證明如何？我們三峽工程現在已經是一個印鈔機了，從經濟效益來講非常可觀。當然，還有很大的社會效益。這是講我們的基礎建設，我個人認為空間依然很大，不管是新基建，還是所謂的老基建包括高鐵、軌道交通，高速公路、水利工程等空間都很大。

 

　　第三個風險，我想說衛生或者醫療衛生風險。疫情的發展，主要是什么？我們可以看出它實際上還是一個醫療衛生的風險管控，比如說像我們現在的人員流動，是不是一定要一刀切？一點都不能動？如果去對比，我們看，其實各省包括廣東等等，其實政策差距很大，但實際效果差別并不大，那么，我們是不是能夠借鑒一些？在這方面可以稍微大膽一些，用更多工具來進行管控，而不是簡單一刀切？

 

　　最后，還有社會風險，包括我們的扶貧，也包括我們社會發展的不平衡。

 

　　我想，扶貧更重要的還是要讓我們的扶貧脫貧更可持續。這里面不僅僅是通過一個產品，我們買就是了，今年一下子就脫貧了。我們不僅讓他這兩年脫貧，我們怎么能夠讓他未來持續的脫貧致富？這里邊就要有脫貧的意識，要有脫貧的能力，最終才有可持續的、脫貧的產品，以及市場的競爭力。

 

　　因此，我們要在貧困人口的意識跟能力兩點上加大投入，對應的教育，基礎設施，以及相關領域都要進行大量投入，最后一定會獲得回報。

 

　　實際上，社會對貧困人口的每一塊錢的投入，社會回報都是遠遠高于投入的。

 

　　另外，就是社會發展的不平衡，這也涉及到基礎設施建設，更涉及到“執政為民”理念的落實等問題，時間關系就不詳述了。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