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當前減排議題的“刀光劍影”，全球減排合作曾有“蜜月期”。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首份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氣候協定《京都議定書》于2005年開啟國際碳市場。其中清潔發展機制（CDM）允許發達國家從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的減排項目中獲取“經核證的減排量”（CER），這些減排量可用于抵減投資方國家在《京都議定書》下的減排義務。

 

在大唐碳資產有限公司執行董事、總經理史偉偉看來，這意味著越是不發達的地區，邊際減排成本可能越低，CDM有利于降低全球總的減排成本。

 

受訪專家介紹，中國參與CDM曾有力促進了我國清潔能源產業發展。中國CDM注冊項目（主要包括風力發電、小水電等）和項目貢獻的CER曾占全球一半左右。“中國風電產業發展初期一度比較困難，CDM帶來的技術和資金，對我國風電發展起到很大促進作用。”中國環境科學學會碳排放交易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希良說。

 

記者采訪了解到，中國參與CDM得益于我國有效參與國際碳規制談判，也培養了國內較早一批碳交易人才。段茂盛舉例說，中國就CDM項目額外性論證標準、減排量的計算方法，以及項目需符合的“可持續發展原則”等，積極參加聯合國談判，以使CDM國際規則盡可能反映中國的實際情況。

 

同時，部分國內碳管理交易人才通過開發CDM項目積攢了碳交易經驗。史偉偉表示，如今負責運營中國大唐集團在國內碳市場中碳資產管理和交易業務的大唐碳資產有限公司，其最初業務是專職為中國大唐集團開發CDM項目。“這項工作從2005年起持續了10年左右，開發并成功注冊了200多個CDM項目，集中在可再生能源發電領域。”

 

然而，以CDM為代表的國際碳市場在2012年遭遇拐點。受訪者表示，CDM項目此前能獲得較大收益，主要在于歐盟碳市場允許其納管企業使用CER完成履約。史偉偉說，2013年之后，歐盟碳市場只接受來自最不發達國家的CER，并于2021年開始不再允許使用任何國家產生的國際減排指標。CER當前主要被用于企業碳中和目的的自愿市場，CDM項目受眾銳減、價格下跌。

 

“歐盟設限的原因之一是，其認為大部分減排收益落入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同時，《京都議定書》自2013年開啟第二承諾期，日本等發達國家沒有批準，加劇了全球市場上對CER需求的萎縮。”段茂盛認為，這直接導致我國國內減排項目受激勵不足，促成國家核證自愿減排量（CCER）交易的誕生，“以此接棒CDM激勵國內減排項目發展。”

 

關于國際碳市場今后如何發展，目前全球目光聚焦《巴黎協定》第六條。涉及國際碳市場的《巴黎協定》第六條一直面臨諸多爭論。“如何避免減排量的‘雙重計算’，即同一個減排指標被交易雙方國家同時用于完成其減排目標，以及注冊的CDM項目如何轉入《巴黎協定》第六條第四款機制等，都是討論的重點問題。”段茂盛說。

 

受訪專家認為，《巴黎協定》第六條系列爭論的本質是各國圍繞減排開展的利益博弈。在全球多邊合作面臨一定挑戰的當下，氣候應對作為多邊合作重要領域，前行阻力同樣增大。 禸*嫆唻@洎：狆國湠棑倣茭昜蛧 τāńｐāīｆāńɡ.ｃō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