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抑制工業產出水平。高碳價推高能源成本，導致歐元區制造業產能大幅收縮。歐元區制造業的產能利用率，自去年一季度開始下滑，到今年一季度已跌至近十年均值水平，不少能源密集型企業被迫關停、或者產業轉移，而這些企業所生產的原材料將影響更加廣泛的下游制造業。

 

其次是推高歐元區通脹，加大融資成本，不利經濟增長。伴隨能源、糧食價格上行等不利因素，去年歐盟27個成員國的年通脹率高達9.2%，糧食和能源分別貢獻了2.88、2.79個百分點（注：歐盟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新浪財經）。加之美聯儲不斷加息，歐洲央行不得不持續收緊貨幣政策，較高的融資成本打擊了生產企業和消費者的信心，也抑制了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支出。

 

而最難以承受的，莫過于關系到千家萬戶生命安全的取暖供能短缺，以及與民生福祉直接相關的“能源貧困”問題。“能源貧困”問題主要出自于低收入、房屋絕緣性差、只有低效率加熱設備的弱勢群體，特別是能源支出大于家庭可支配收入10%的家庭，這樣的家庭被稱為“能源貧困家庭”。倫敦市早在2004年制定面向2050年的能源戰略時，三大目標中就有“通過給予倫敦市民、尤其是弱勢群體幫助，使其負擔得起基本的溫暖需求，從而消除能源貧困”。

 

去年歐洲電價峰值達140歐元，其中90歐元左右為碳價成本，碳價對能源賬單貢獻不少，這樣的碳負擔是否必要也引發很大爭議。特別是加重了弱勢群體的“能源貧困”問題，甚至導致部分中產階級也陷入“能源貧困”，還引發更廣泛的社會問題，如增加醫藥支出、影響當地就業等。

 

不堪忍受負面效應，不同國家都提出應當防范過高碳價的主張。例如，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希望為碳價設置天花板，波蘭呼吁設立漲價限制、并打擊碳市場的投機炒作。但是顯然，相應的政策完善尚需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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