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概述了企業購買三大類碳信用來做碳抵消可能面臨的真實、可測、永久、額外性方面的質疑，而這些問題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全球的自愿碳市場不像強制碳市場那樣受到法律監管，而且還沒有統一的測算、檢測和核驗標準。

 

國際上最常見的碳信用認證機構主要有Verra、Gold Standard和American Carbon Registry等，其中，Verra一家獨大，認證了全球四分之三的碳抵消項目。最近，英國《衛報》、德國《時代周報》和非營利調查機構Source Material一項跟蹤調查聲稱，Verra認證的雨林碳信用中90%都高估了實際減排效益，甚至沒有實際的減排價值。《衛報》實地考察項目所在地時了解到，一些項目還存在強制驅逐原住民的問題[20]。

 

Verra反駁稱，上述調查的方法不足以涵蓋其項目的實際價值，尤其對毀林情況的計算基礎提出異議，并強調其一直與專家合作來更新自身方法論，且項目已為欠發達地區提供了上十億美元的氣候變化及生物多樣性保護資金。

 

可以說，目前學界與市場對于碳抵消究竟如何計算還有很大的爭議，試圖預測沒有項目干預下的毀林速度，需要考慮復雜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因素，假設的樂觀與否會使結果產生天壤之別，統一標準并不簡單。

 

而當我們還為方法論爭論不休的時候，為森林保護和應對氣候變化提供資金愈加刻不容緩。環境咨詢公司Quantis的首席可持續專家廖勛告訴《知識分子》，由于目前爭議太多，特別是由于缺乏標準化、全過程的質量控制和透明性，大企業對碳抵消的熱情減退；但如果上述缺陷可以解決，種樹和森林保護雖然不能推動社會向低碳轉型，但仍應該從經濟支持原住民和欠發達國家，以及保護生態系統的角度來做。另外，碳抵消所提供的氣候融資也可以投資到推動新能源應用和可持續低碳農業轉型。

 

“然而與這些項目初衷背道而馳的是將它們大量推向自愿碳市場，產生低價、虛假的碳抵消來幫助企業在不改變其商業模式的情況下，僅僅用其利潤的零頭來買到紙面上的碳中和。舉例來說，如果一家企業購買了1000噸的碳信用來做碳抵消，它不能對外宣稱其實現了1000噸的碳減排，碳減排和碳抵消不能劃等號，”廖勛說，減排需要考慮整個價值鏈的各個環節，除了企業本身在內部組織上進行能力建設——包括領導團隊對碳減排的重視，企業內部各部門之間的合作，提高碳排放數據的收集和監測能力，思考如何在商業模式、技術和原料上創新和優化——還需要深入展開供應鏈上的減排合作，因為大部分企業的碳排放都發生在范圍3。”

 

依賴碳抵消項目來實現碳中和目標就如同在一艘漏水的船上貼上一個創可貼，然后無視涌進來的海水。我們可使用的創可貼遠不夠修補裂痕[22]，反而給我們借口不去采取真正迫在眉睫的舉措，做出必要的補救和犧牲。

 

減排方面，科學碳目標（SBTi）作為業界對國家自主貢獻的補充機制正逐漸成為主流和業界標準，要求提交近期目標的企業不能使用碳抵消的方式設置碳減排方案；對于提交SBTi凈零目標的企業，只允許對不可能減排的剩余排放量（5%-10%）進行碳抵消[23]。

 

中國的國家核證自愿減排量（CCER）也是一種碳抵消機制，生態環境部發布《碳排放權交易管理辦法（試行）》規定，重點排放單位每年可以使用國家核證自愿減排量（CCER）抵消碳排放配額的清繳，抵消比例不得超過應清繳碳排放配額的5%[24]。但是這5%只適用于強制排控行業和企業，其他企業不受限制，可以自由使用碳抵消。[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