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M設立后受到了發展中國家的普遍歡迎，項目數量和預計碳減排額度在短期內大幅上升。中國政府于2004年和2005年先后發布了《清潔發展機制項目運行管理暫行辦法》和《清潔發展機制項目運行管理辦法》，以促進CDM項目活動的有效開展，維護中國權益。同時，各地陸續設立了CDM服務中心，官方還發布了電網基準線排放因子以幫助降低CDM項目的開發難度。此外，基于國家從CDM項目產生的CER交易收入中應得的部分，中國政府還專門建立了清潔發展機制基金，用于支持國內應對氣候變化相關行業和產業，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2005～2017年，中國CDM項目共完成注冊3764個，項目減碳量共計5.96億噸，成為全球CDM項目最多的國家，其中風電、水電、生物能源等可再生能源項目占據85%以上。從區域分布看，云南、四川、內蒙的CDM項目數量最多(均在350個以上)，其次是甘肅(239個)、山東(193)、河北(190)、新疆(180)等省份。

 

　　從國際上看，截至2020年12月，印度共注冊了1686個CDM項目，位居全球第二，數量不及中國的一半，減排量僅為中國的約五分之一。其余排名靠前的CDM東道國依次為巴西、越南、墨西哥、印度尼西亞、泰國、馬來西亞、智利和韓國。

 

　　需要指出的是，CER的價格在2010年中開始出現瀑布式暴跌，每噸價格從之前的20美元跌到2012年的不到1美元，下跌了90%。主要原因是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結果不理想、市場需求嚴重萎縮以及歐盟碳市場新規。2010年爆發的歐債危機導致歐洲經濟生產停滯，碳排量迅速降低，再加上歐盟碳市場碳配額寬松，致使CER一直供大于求。加拿大退出《京都議定書》、日本在減排行動方面趨于保守也加劇了對CER的需求不振。到2012年，歐盟規定其碳市場在2013年以后只接受最不發達國家的CDM項目用于履約，導致能注冊的CDM項目驟減，CER交易從此陷入沉寂。不過，CER交易萎縮反倒催生了中國本地碳信用——國家核證自愿減排量(CCER)市場的發展。

 

　　盡管CDM的黃金期不長，但它為全球碳市場協同作出了有益的探索。該機制最突出的貢獻是，允許發達國家碳市場覆蓋的履約企業購買發展中國家CDM項目產生的CER，并用此來減輕自身的減排責任。但在實踐過程中，歐盟、瑞士、新西蘭、韓國等發達經濟體對CDM接受程度存在較大差異，而且逐漸收緊。歐盟強制碳市場一直是CDM和JI產生的國際碳信用的最大需求方，但隨著市場發展進入第四階段(2021～2030年)，將不再接受國際碳信用履約。目前，只有韓國碳市場(K-ETS)仍接納CDM，英國和日本的碳市場則均未建立與CDM聯通的交易安排。

 

　　具體來看，歐盟碳市場(EU ETS)作為全球最大的碳市場，很大程度上驅動了國際碳市場發展，成為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清潔能源的重要投資方。歐盟碳市場的參與者可以使用CDM和JI這兩類國際碳信用來履行部分減排義務。在履約的第二階段(2008～2012年)，歐盟碳市場參與者共使用了10.58億歐元的國際碳信用來抵消其排放量，其余未使用的碳信用被結轉到第三階段(2013～2020年);2021年起進入第四階段后，歐盟強調實現本地實際減排目標，不打算繼續使用國際碳信用。

 

　　韓國碳交易市場(K-ETS)在其履約的第一階段(2015～2017年)，允許使用2010年4月中旬后本土CDM項目產生的CER和韓國核證抵消減排量(KOC)，履約實體最多可以使用碳信用抵消10%的履約義務。進入履約第二階段(2018～2020年)，韓國允許使用自2016年6月起由本土公司開發的國際CDM項目所產生的CER。每個履約實體最多可以抵消10%的履約義務(其中5%可以是國際抵消信用)。第三階段(2021～2025年)的要求與第二階段相同，只是將10%的履約限額下降至5%，且沒有額外限制國際抵消信用額度。

 

　　新西蘭和瑞士的碳交易市場分別自2015年6月和2021年起不再允許國際碳信用額度在市場上用于履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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