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議定書》形成了國際排放貿易機制(IET)、聯合履約機制(JI)和清潔發展機制(CDM)，為各國碳減排產品的全球互認和流通奠定了基礎。《京都議定書》第一次以國際法律文件的形式規定了具體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目標。該框架下的全球碳交易機制特點是“自上而下”，即對各國分配碳排放量限制。與此同時，《京都議定書》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區別對待,僅對其附件B列明的國家(多為發達國家)設定了明確的國家排放上限，而未強制廣大發展中國家設置減排目標。

 

　　具體而言，IET是以國家為主體，交易對象是附件B國家在履約期內因實際排放的溫室氣體總量小于《京都議定書》所分配的量化限制而產生的盈余。

 

　　JI和CDM均為基于清潔生產項目所產生的碳減排單位的國際轉讓機制。不同之處是，JI的清潔生產項目歸屬附件B國家，CDM項目歸屬附件B之外的發展中國家。JI的統計數據顯示，在所有的項目東道國中，俄羅斯、烏克蘭和東歐國家的項目數量最多，分別占項目總數的24%、42%和27%;而其他比較發達的東道國經濟體的項目僅占7%。

 

　　作為《京都議定書》框架下重要的國際碳交易機制，CDM允許附件B國家在非附件B國家的領土上實施能夠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或通過碳封存或碳匯作用從大氣中消除溫室氣體，并據此獲得“經核證的減排量”(CER)，以抵減發達國家的溫室氣體減排義務。CDM主要針對兩個目標：一是幫助非附件B國家(發展中國家)持續發展，為實現最終目標作出應有貢獻;二是幫助附件B國家(多為發達國家)經轉讓獲得項目減排量的抵消額。對更加發達的附件B國家而言，CDM提供了一種靈活的履約機制;而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CDM項目可以使其獲得部分資金援助和先進技術。

 

　　以上三種交易機制的目的都是為了幫助附件B國家履行其在《京都議定書》下的減排義務。但是，只有CDM下廣泛納入了發展中國家，同時為附件B國家的減排履約提供了更多便利。 本`文@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交*易^網-tan pai fang. 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