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財政正在研究財政承受能力省級統籌方案，在夯實責任、強化管理的基礎上，進一步盤活財承空間。下一步，將加快修訂財承論證指引，進一步完善財政支出責任監測預警系統功能，提升財承論證的科學性、規范性和透明度，為PPP規范有序發展保駕護航。

 

我國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目前已經發展到怎樣一個水平？還存在哪些風險和挑戰？如何讓PPP發展再上新臺階？10月29日至30日，由財政部、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河南省人民政府指導，財政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中心主辦的“2019第五屆中國PPP發展（融資）論壇”在河南省鄭州市召開，來自政府部門、研究機構、企業的130多位專家齊聚一堂深入研討，為PPP高質量發展出謀劃策。

 

經濟和社會效益不斷凸顯

 

目前，我國已初步建立了統一、規范、透明、高效的PPP市場。根據全國PPP綜合信息平臺統計，截至2019年9月底，累計有PPP項目9249個、投資額14.1萬億元，涵蓋19個領域，其中開工建設項目3559個、投資額5.3萬億元。

 

財政部副部長鄒加怡表示：“PPP是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一項具體舉措，通過放寬市場準入、鼓勵競爭、全生命周期管理、風險分擔、按效付費等，創新公共服務供給模式，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和動力變革，豐富多樣化高質量公共服務供給方式，滿足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

 

“2014年以來，在財政部的支持下，各級地方政府對PPP工作高度重視，積極探索，一大批PPP項目落地實施，一些開始運營的PPP項目，顯現了較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可以說，PPP改革已呈現出政府、企業、公眾三方共贏的良好局面。”全國工商聯專職副主席樊友山表示。

 

華夏幸福基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總裁張書峰說，十幾年來，華夏幸福通過產業新城開發性PPP模式，在京津冀、長江經濟帶等區域的59個區縣，投資開發了77座產業新城，累計投入公共基礎設施1800億元，為地方政府引進企業超過2000家，貢獻區域GDP超4000億元，新增就業崗位30萬個，推動縣域經濟更好更快發展。比如，華夏幸福與河北固安縣合作前，當地財政收入不足1億元，合作10年后當地財政收入已近100億元。

 

我國PPP實踐也得到了國際社會點贊，《世界銀行2018年度PPP采購報告》認定中國的PPP制度和實踐處于世界中上水平。我國PPP領域在不斷深化改革的同時，也加快了開放步伐，比如加強APEC、G20、金磚國家等多邊合作治理機制下的PPP最佳實踐交流，支持聯合國《PPP立法指南》修訂，建立亞太經社會、非洲經委會PPP合作網絡等。

 

堅持講規矩守底線控風險

 

盡管我國PPP發展取得了不小成效，但依然存在變相增加地方政府債務、把不具備條件的項目包裝成PPP等一些值得注意的傾向。為此，財政部出臺系列政策從嚴監管，比如明確正負面清單，嚴格新項目入庫標準，細化資本金管理，規范市場主體投融資行為，建立全生命周期績效管理機制等。

 

2018年初至今年9月底，財政部共對3586個項目實施退庫處理，分類處置173個示范項目，清退48個咨詢機構和19名入庫專家。目前，在全國2602個已經實施PPP項目的地區中，99.3%的地區各年度財承比例均保持在10%以下。

 

在此次會議上，PPP立法也是一個熱議話題。“有高標準才有高質量。要加快推動PPP條例出臺，統一頂層設計，發揮改革系統協同效應。加強部門間的溝通和協調，細化隱性債務認定標準，支持規范PPP項目發展，穩定市場預期。”鄒加怡表示。

 

交通銀行副行長侯維棟認為：“要防范PPP被曲解、被泛化，嚴防PPP項目異化為政府違規融資渠道。今年財政部發布的《關于推進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規范發展的實施意見》，明確了PPP項目財政支出責任占比、使用者付費占比的紅線。在這些規定的背后，是中央明確的要求和堅定的決心。”

 

財政承受能力論證是PPP的“安全閥”。財政部金融司副司長董德剛表示：“目前，財政承受能力總體有空間，但存在結構不平衡等問題。各地要在切實做好項目開發計劃方面下功夫，統籌平衡、合理利用財承空間。同時，中央財政也在研究財承省級統籌方案，在夯實責任、強化管理的基礎上，進一步盤活財承空間。下一步，將加快修訂財承論證指引，進一步完善財政支出責任監測預警系統功能，提升財承論證的科學性、規范性和透明度，為PPP規范有序發展保駕護航。”

 

鄒加怡認為，應加大全國PPP綜合信息平臺信息公開力度，優化政府監管、信息披露和服務市場功能，推進“互聯網+監管”。嚴把前期論證、項目采購、合同管理、績效付費等關口，確保項目全生命周期管理落實到位。

 

優化環境為PPP創造條件

 

財政部PPP中心主任焦小平在此次會議期間接受經濟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PPP模式是一種以市場機制為主導、充分利用政府和市場兩種資源的公共產品供給模式。對于PPP發展，既要規范控風險，也要積極謀創新。PPP不是以融資為導向，而是以物有所值為導向，要通過優化法治環境、強化契約精神，進一步完善風險分擔、利益分配等多方面規則，為民企營造公平參與和競爭的良好環境，最大化釋放PPP模式的優勢和活力。”

 

“由于PPP有政府背景，一面世就很受民營企業追捧，一些資質良好的PPP項目往往成了各方資本追逐的對象。”樊友山建議，要加強PPP公開力度，降低門檻，增強PPP項目吸引力和提高PPP項目預期收益率，讓更多民營企業看得見、進得去、摸得著。

 

鄒加怡建議，應加大履約信息公開和失信聯合懲戒力度，將PPP項目履約情況納入營商環境建設范疇，建設誠信守約的信用環境。目前，大量PPP項目已經進入付費期，政府要帶頭踐諾履約，凡是合法合規、達到績效標準的，政府必須按約定付費。要加強采購管理，加大對違規設置歧視條款的監督問責，鼓勵民營企業、外資參與。

 

新開發銀行副行長、首席運營官祝憲認為，有研究表明，在國際金融組織參與提供融資的PPP項目中，社會資本愿意選擇更高的風險分擔程度。近年來，中國一些地方已經開始以利用國際金融組織資金為契機，從以利用貸款為主的合作模式轉變為探索在國際金融組織支持項目中開展PPP的有效模式。財政部也一直在大力推動擴大國際金融組織資金與財政資金、金融資本、社會資金的結合使用，為新型城鎮化和基礎設施融資發揮示范作用。

 

與會專家還提出探索PPP與專項債結合、加大中國PPP基金股權投資力度、推廣“項目融資”模式、全方位加強PPP項目績效管理等多方面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