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去年9月做出了到2060年實現碳中和的承諾，一個月之后日本也做出了類似的承諾。這些承諾的提出，正值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因此很容易被解讀成當下全球地緣政治領導權爭奪戰的一部分。但是，應對氣候變化并不是一場零和博弈。在這方面，各國競相提升目標和強化相關政策，會讓所有人受益。

 

為減小承諾與實際結果之間的差距，我們有必要鎖定最近的這些承諾，為其他國家提供激勵，促使它們提升氣候目標。雖然在新冠疫情的封鎖措施下，今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有所下降，但疫情前的那種大規模排放很可能在2021年卷土重來。

 

我們如何才能及時、有效、公平地真正開始減少排放呢？未來十年當中，美國人需要將他們的人均碳消耗從比目前中國的水平高約200%，減少到高約80%（從每人每年約18噸碳減少到10噸）。同樣的，德國需要將它的人均碳消耗從比目前中國的水平高約80%，減少到低于中國水平（從每人每年約10噸減少到6噸）。而中國人則需要在下一個十年結束的時候停止人均排放量的增加，并向碳中和邁進。

 

對于那些聽慣中國是世界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的人來說，這些建議也許令人驚訝。在溫室氣體的年度貢獻量方面，中國確實是世界第一，其次是美國。然而就個人的年度貢獻量來說，一個普通德國人一生的碳強度比中國高80%，美國的人均碳足跡則比中國高200%。

 

下面的圖表展示了這些差異，它跟蹤的是1995-2015年美國、德國和中國的人均消費與溫室氣體排放的關系。（數據的得出是根據國家間投入產出表上的信息，加上按行業、國家、年份劃分的產出碳強度。）

 

同樣重要的是應當記住，氣候變化是由溫室氣體的總存量導致的，而不僅僅是特定年份的排放量。由于溫室氣體的消散緩慢，工業革命以來——尤其是1900年以來——累積的排放量比2018-2020年的排放量所造成的傷害要大得多。從這個累積的角度看，美國和歐洲要為大氣中的絕大部分溫室氣體負責，與之相比其他國家的排放量加在一起都是小巫見大巫。

 

可是，并不是所有發達國家的公民都意識到了這種責任，其原因至少有三。第一，我們常聽政客和媒體稱中國是“最大排放國”，雖然確實如此，但這并不是事實的全部。其次，歐洲和美國在控制更可見的顆粒物污染方面比中國（以及其他多數發展中國家）做得要好的多，但這與控制讓全球變暖的溫室氣體排放不是一回事。

 

最后，富裕國家進口的商品通常比它們出口的商品碳強度更高，這意味著其居民維持的高碳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靠把他們的部分排放轉移給了其他國家。貿易賬戶平衡的富國是這樣，擁有巨額商品貿易逆差的國家更是這樣。比如，美國人生活方式的碳強度就遠遠高過其國內碳排放量所代表的水平。

 

為了彌補當前《巴黎氣候協定》下承諾的不足，挽回被即將離任的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浪費的時間，我們既需要新的承諾，也需要新的“大棒加胡蘿卜”。首先，所有富裕國家都應當爭取最遲2050年，不僅在生產端，而且在消費端實現碳中和。能提早達到這一目標的國家當然應該去提早實現。

 

此外，目前中等收入的所有國家都應力爭到2060年實現碳中和。由于發展中國家出口商品的碳強度通常高于進口商品，因此實現生產一端的凈零排放承諾要比消費一端更難。國際社會需要為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國家提供技術和財政援助，條件是它們要努力到2075年接近于實現碳中和。

 

較之僅僅依靠國家承諾和自愿遵守，我們還可以做得更好。為歐洲、北美、中國、日本及其他志同道合國家設立統一的碳密集型進口商品關稅和國內二氧化碳排放稅，將大幅提高全球溫室氣體的排放成本。碳關稅和碳稅的收入不僅能支持可再生能源，也可用于支持創新，以降低碳捕獲與封存的成本。

 

碳關稅將削弱中國碳密集型出口商品的競爭力，增加中國違背其近期氣候承諾的成本。它也將令中國更愿意履行承諾，因為這會減少向其他環境標準較低出口國的生意流失。當然，任何沒有美國和中國參與的國際碳關稅制度，都無法覆蓋足夠的全球進口和消費并取得效果。

 

美國當選總統喬·拜登的獲勝，加上中國新的氣候承諾，意味著解決碳排放問題有了新的機遇，我們應當在這個機遇消失之前抓住它。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How to Make Climate Pledges Stick”（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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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魏尚進（Shangjin Wei），前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及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金融學和經濟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