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防御型減碳戰略轉向進取型減碳戰略

 創新型減碳提供了與另外兩種減碳類型很不相同的可能性，有機會啟動和引領遠超減碳預期的經濟社會發展綠色化、數字化轉型。如果要做個區分的話，衰退型減碳和增效型減碳主要體現的是一種防御型戰略，而創新型減碳則是一種進取型戰略。應對承認，在較長一個時期，我們對進取型戰略已有認識和展望，但想法和做法基本上還是停留在防御型戰略。挑戰在于如何盡快地轉向進取型戰略。 本*文`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交|易^網-tan pai fang . c o m

在以上三種減碳類型中，前兩類大體上在已有的技術和產業體系中做文章。與衰退型減碳相比,增效型減碳體現了積極導向，特別在技術落后、管理粗放的情況下，提升能源和碳生產率有較大空間。事實上，這些年來中國在節能減排增效上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績。但增效型減碳的局限性也很明顯，首先是隨著技術和管理進步，碳生產率的提升會出現遞減，持續提高的空間收縮。更重要的是，這些變化主要局限于已有的技術和產業框架內，即便有技術創新，也屬于所謂改進性創新，而不是顛覆性創新。碳生產率可以達到很高水平，但所用資源仍然是高碳的，如燃煤電廠節能減排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但用煤發電這一點并沒有改變。 本/文-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網-tan pai fang . com

這里還需要討論一下如何用經濟學的方法理解節能優先。節能優先，更廣泛一些說節約優先，作為社會公德值得倡導。經濟學從本質上說也是關于節約的一門學科，但經濟學理解的節約是全局性的，著眼于全社會的資源最優分配。節能一般意義可以理解為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降低成本，與原材料、運輸、倉儲、人工等降低成本含義并無二致，與此同時，還要考慮產出，尋求單位產出成本之比最低。節能是否優先，取決于這種全局性的比較評估，而這種評估通常是經由市場機制實現的。如果一直都要把節能擺在第一位，特別是把控制能耗的指標作為間接控制碳排放的指標，那就難以避免資源配置的扭曲和錯配、對正常經濟運行帶來負面擾動，這也是政策層面上提出由能耗雙控盡快轉到碳排放雙控的原因所在。

不同的戰略取向，體現于目標和政策，更實際的要看激勵體系。這里我們重點分析一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對于碳排放這樣具有全球外部性的物品，不可能指望市場直接發生作用，首先要有政府的介入，由政府“制造”市場。諾德豪斯、斯特恩等氣候變化經濟學的領軍者都提出要給碳定價，具體辦法有配額加交易和征收碳稅，并期待碳排放權市場能夠發揮重要作用。然而，不論是最早興起的歐洲碳市場，還是近期開始運作且全球規模最大的中國碳排放權市場，實際運行狀態似乎遠不及預期。除了諸多外部因素外，這些市場均存在結構性缺陷，如只有部分高排放行業和企業被納入市場，與“應入者”范圍差之甚遠，這樣不僅覆蓋面不夠，公平性問題也顯而易見；配額初次分配基本上免費發放，實際付費只發生在 “調節余缺”環節；配額分配由歷史法轉為基準法是一個進步，但考慮到供給安全和穩定，配額發放規模難以降幅過大，在很多情況下，監管者很難區分供給安全是實際存在還是生產者的借口，如此等等。由于這些因素的影響，碳排放權市場價格發現以及相關的調節供求、促進創新等作用就會大打折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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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討論的一個問題是，已有的碳排放權市場看起來主要是為前面說過的防御型戰略服務的。對進入碳排放權市場的生產者來說，重要的是提高碳生產率，是節能減排，通過節省下來的碳配額出售而獲利。對市場的設計動機而言，也期待生產者通過創新采用新技術提供低碳或零碳產品。但現實情況是，原有生產者往往存在著嚴重的“路徑依賴”，缺少興趣也缺少能力進行技術創新。那些顛覆性創新者大多數處在“圈子”之外。與此同時，為了防止高碳生產者通過購買碳匯放松自身節能減排壓力，碳排放權市場對CCER類型的碳匯交易規模設立了交易規模比重限制，目前這個比重被限定在5%，是一個對整體市場結構難以產生大的影響的份額。這樣，我們看到最有活力的創新性減碳很少能得到市場激勵的眷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