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當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宣布美國將退出巴黎氣候變化協定時，其他國家政府明智地認定，此舉既破壞不了全球推動減少碳排放量的努力，也不會讓美國因此獲得競爭性優勢。

 

各國政府的想法立即轉向碳邊境調節稅——制定統一的國際碳稅標準，對那些在本國沒有征收碳稅的國家的出口商品施加懲罰。正如最好的氣候變化政策一樣，這是個絕妙的想法——調整價格并允許自由市場做出應對，而不是試圖進行一系列復雜的直接干預。

 

然而，像很多好點子一樣，現實遠比想象復雜。由于計算極為困難，需要詳細的數據，還可能遭遇法律障礙，因此遺憾的是，更零散的策略可能帶來更好的回報。

 

碳邊境稅有很多不同的類型，但一般原則是征收碳稅的國家的生產商應該受到保護，使之免受不征收碳稅的國家的生產商的低價競爭。碳邊境稅的種類包括，對那些不采取減排措施、或同時實行出口退稅的貿易伙伴的貨物征收關稅，與增值稅的操作類似。

 

然而，征收增值稅（按價格的一定比例征收）是直截了當的方法。而制定統一碳稅并深入研究現代經濟異常復雜的供應鏈，則沒那么簡單。

 

首先，在各式各樣的排放稅中——簡單的碳稅、“限量及交易”(cap-and-trade)機制等等——建立統一的碳稅將會是一項挑戰。一些政府（比如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政府）試圖以更迂回的方式，通過收緊產品標準（比如汽車排放標準）以及為發電廠制定標準來減少碳排放。這些顯然應該被納入考慮，但把這些都轉化成國家層面的簡單碳稅，將是一個極為復雜而具有爭議的問題。

 

 更廣泛地看，比如對美國所有制造業出口產品征收碳邊境稅，明顯對那些相對低碳的產業、或每種產業中確實更加低碳的廠商生產的產品不公平。例如，對于汽車（組件來自玻璃、鋼鐵和橡膠等不同產業）等商品來說，公平征稅意味著，把商品按每個行業的碳排放進行拆分，最好精確到每個行業內的每家廠商。采取一刀切的辦法，對污染企業和環保企業征收相同的稅率，會使那些污染廠商得到競爭性優勢。

同樣，加利福尼亞州等美國國內擁有自身碳稅方案的州和城市也被置于不利地位，這會導致問題。加州的州級“限量及交易”機制在當地引起爭議，導致企業進行“資源重組”——加州制造商通過購買州外發電廠的股份來抵消碳稅的影響，與該機制對抗。對美國出口商品統一征收關稅，只會使該問題進一步惡化，挫傷當地碳排放控制計劃的積極性。

 

最后，假設某些新興市場國家將被免于征收碳稅，美國將有強大的動力通過這些國家完成商品銷售，實際上把它們作為境外低碳出口平臺。

 

那么，碳邊境調節稅將再次面臨“原產地原則”問題——該問題源于貿易參與者都非常了解的復雜供應鏈。

 

至于碳邊境稅的合法性，支持者認為碳邊境稅很可能在世界貿易組織(WTO)獲得通過。要么它可以通過官方諸邊協議（涉及的國家少于多邊協議）實現，要么可以促使WTO立法允許為保護過度消耗的自然資源采取進口限制。

 

但鑒于特朗普政府控制著WTO的這種猜測，WTO專家小組的有利裁決只可能增強他忽視或徹底退出WTO的意愿。

 

理論上，碳邊境調節稅是絕妙的想法。但遺憾的是，其中涉及的技術層面的復雜性意味著其他解決方案可能更有建設性，其中包括嘗試鼓勵美國更多州和市團結在一起、自上而下地推行各地的碳機制，或嘗試為汽車等商品制定國際低碳產品標準。

 

令人振奮的是，面對特朗普破壞性的決定，主要經濟體推進碳減排措施的政治意愿非常強烈。但制定國際碳邊境調節稅在技術層面上的挑戰，可能比聚集各國制定該機制的政治意愿更難。

 

本文作者為英國《金融時報》的社評撰稿人

 

譯者/馬柯斯

 

英國《金融時報》社評作者 艾倫•貝蒂 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