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雙碳”目標的提出，發展綠色低碳經濟也成了業界普遍共識，而綠色金融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近日，觀察者網與綠色金融60人論壇首席經濟學家、杜克大學教授張俊杰就綠色金融相關話題進行了對話。

 

對于我國綠色金融面臨的挑戰，張俊杰在對話中指出，目前主要有以下兩點：一是綠色金融投資的標準化尚未統一，缺乏一個廣泛認可和遵循的框架。此外，第三方監督核查機制尚未完善，這導致碳核算信息的質量有待提高。為了確保投資決策的準確性，必須保證相關數據的可獲得性、可靠性和可比性。二是我國綠色金融的發展目前主要依賴于政策驅動。在氣候投融資的過程中，市場的自我調節和驅動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發揮，這不利于氣候領域的創新。

 

此前，電力行業已被納入碳排放市場，今年2月生態環境部表示碳排放市場將會擴容，至于哪些行業會被納入，張俊杰認為，貿易依存度大、受國際供應鏈影響大、和有國際融資需求的行業，應優先納入全國碳市場，因為他們的外來競爭壓力非常大，尤其是在面對碳邊境調節機制，急需建立有效的碳足跡管理體系，以便確保這些行業在面對國際市場的競爭時能夠處于更有利的位置。

 

對于今年11月將在阿塞拜疆召開的氣候變化大會，張俊杰表示，全球氣候變化問題最終要解決的是兩大關鍵問題：一是技術的來源和創新，二是資金的籌集與分配。為了有效解決全球氣候變化問題，我們希望推動低成本減碳技術的研發和應用，并實現這些技術在全世界的大規模部署。然而，當前的地緣政治因素對全球氣候合作構成了障礙，特別是在貿易領域的合作。因此，未來的氣候變化談判和大會應當致力于更好地協調這些問題，避免地緣政治的干預，確保全球氣候變化問題能夠得到有效解決。

 

1、您認為當前全球綠色金融市場的規模和增長趨勢如何？中國在這一領域處于什么位置？

 

張俊杰：全球綠色金融市場可分為債權融資和股權融資兩大類。在債權融資方面，全球綠色債券市場規模在近年來持續擴大，目前已達到4.4萬億美元，較往年增長了3%。然而，在綠色股權融資方面，情況則不容樂觀。一級市場針對風險投資（VC）和私募股權（PE）的氣候投融資規模為320億美元，較2022年下降了30%；二級市場的ESG基金，在2023年第四季度更是出現資金凈流出的現象，達到了凈流出25億美元。盡管綠色金融債券市場有所增長，但股權融資卻持續低迷，這與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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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金融60人論壇首席經濟學家、杜克大學教授 張俊杰

 

中國擁有全球第二的綠色債券市場，但綠色債券的“成色”仍有待提升。這主要體現在綠債標準的不統一、判定較為寬松等問題。對于股權融資，國內ESG基金從2021年的高速增長，到目前發行相對放緩。另外，對于VC和PE融資，我國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較大的差距。目前國內氣候投融資耐心不足，對于初創企業的融資也有待提升。這需要我國在政策、市場、投資環境等多方面進行改進和完善，以推動綠色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

 

2、您認為目前我國綠色金融發展取得了哪些成績？還有哪些挑戰和不足？在后續的政策規劃和執行中，應該側重于哪些方面？

 

張俊杰：我國綠色金融的發展成果顯著。從頂層設計到具體實施，我國在綠色金融領域不斷深化改革，為推動綠色低碳發展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

 

首先，我國綠色金融頂層設計正在走深走實。2016年，七部委聯合發布的《關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從頂層設計明確了綠色金融的定義、界定標準、激勵措施等關鍵要素，為我國綠色金融發展奠定了基礎。2024年《關于進一步強化金融支持綠色低碳發展的指導意見》，進一步明確了環境信息披露質量、強化監管與監督、深化國際合作等新要求，推動了綠色金融頂層設計的不斷完善，為建設國際領先金融支持綠色低碳發展體系提供了扎實的上層建筑。

 

其次，全方位的綠色金融實施政策相繼出臺。國資委、人民銀行、財政部、證監會、交易所層面，對綠色金融的實施提供了一系列具體可操作的政策，包括綠色債券、碳金融產品、可持續信息披露等多個方面，不斷完善我國綠色金融體系。

 

此外，我國綠色金融積極響應國家號召。金融機構通過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等融資方式，為實體經濟增添了新動能，為鄉村振興、綠色發展領域的小微企業提供資金支持，助力綠色低碳產業的發展。綠色金融也積極支持“硬科技”領域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推動綠色技術的研發和應用。

 

但我國綠色金融也面臨著挑戰，主要有以下兩點：一是綠色金融投資的標準化尚未統一，缺乏一個廣泛認可和遵循的框架。此外，第三方監督核查機制尚未完善，這導致碳核算信息的質量有待提高。為了確保投資決策的準確性，必須保證相關數據的可獲得性、可靠性和可比性。二是我國綠色金融的發展目前主要依賴于政策驅動。在氣候投融資的過程中，市場的自我調節和驅動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發揮，這不利于氣候領域的創新。

 

因此，在后續的政策規劃和執行中，首先，必須夯實數據基礎，保證信息披露的公開透明，讓市場主體基于充分的信息和數據做出投資決策。其次，我們應該更多地依靠市場機制來彌補外部性問題，而不是長期依賴政府的補貼和優惠政策。通過碳排放交易等手段，我們可以更有效地內部化環境成本，使市場在選擇綠色金融產品和服務時能夠更加自發地考慮到環境因素。

 

3. 四月政治局會議提出了“耐心資本”，耐心資本在環保和能源領域會發揮較大作用，不過資本也需要看風險和回報，您認為在綠色金融項目中，資本是怎么評估風險和回報的？

 

張俊杰：中國目前在制造業領域的主要優勢在于規模化生產。這種生產模式能夠利用規模效應和網絡效應迅速降低成本。然而，這也導致了市場競爭的激烈，即所謂的“內卷”。為了避免過度競爭，我們需要探索新的市場領域，尋找更多的“賽道”。

 

新賽道的開拓，依賴于長期資本和耐心資本的投資，尤其是投早、投小、投硬科技，這樣我們才能開辟更多更好的創投項目出現。中央政府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強調了在創投領域采取行動的重要性。

 

在考慮資本的風險和回報時，耐心資本和長期資本面臨的是長期風險。具體而言，綠色低碳投資呈現以下幾個顯著特點：首先，投資期限長，風險高，需要對風險溢價進行補償；其次，氣候科技產業面臨外部性收益的問題，即帶來的社會收益難以內化為企業的經濟回報，導致企業在市場機制下難以持續發展；最后，氣候投融資領域的項目缺乏統一的研發標準和評價里程碑，市場主體難以判斷其未來潛力和發展階段。

 

所以在綠色金融領域，對于長期資本和耐心資本的運用，降低風險是至關重要的。由于風險投資領域本身風險較高，加之政策因素的影響，這些風險被進一步放大。因此有必要通過政府干預來減輕這些風險。在評估綠色金融項目的風險和回報時，需要從直接和間接兩個角度進行評估。首先，碳價的變動將會影響項目的現金流量。在這種情況下，需要對現金流量表和利潤預測進行調整，以反映這種直接影響。其次，間接影響不會直接體現在現金流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通過調整未來的風險偏好和貼現率來評估風險和回報，從而反映出潛在的風險。

 

 

4、對于想要進入綠色金融領域的投資者和金融機構，您有哪些建議？

 

張俊杰：對于希望進入綠色金融領域的投資者和投資機構，我的建議是首先認識到綠色金融不僅是傳統的大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和噪聲污染等環境問題，也關乎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等新興環境問題。這些問題滲透到各個行業和領域，會在長期帶來風險。

 

因此，重要的是認識到每個行業都有與綠色金融相關的抓手。進入綠色行業并不意味著只限于末端處理領域，而是每個行業都有實現綠色轉型的潛在途徑。對于金融機構和投資者來說，關鍵在于在他們關注的投資領域中找到這些綠色抓手，并探索如何進行綠色化、數字化和智能化的改造。

 

中央政府一直在強調數字化、綠色化和智能化的轉型，這為投資者提供了方向：投資者應該尋找可以利用的機遇，并思考如何運用綠色金融工具來尋找機遇以規避風險。相比于盲目地追隨某些特定領域的綠色投資，更有效的方法是在自己熟悉的領域中探索綠色化的可能性。

 

5、碳排放方面，發電、鋼鐵、建材、有色、石化、化工、造紙、航空等8 個行業占到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的75%左右，而目前碳排放市場只有電力行業被納入，不過2 月份生態環境部表示將會首次擴圍，您覺得哪個領域或者哪些領域會被率先納入到碳市場？

 

張俊杰：我認為貿易依存度大、受國際供應鏈影響大、和有國際融資需求的行業，應優先納入全國碳市場，因為他們的外來競爭壓力非常大，尤其是在面對碳邊境調節機制，急需建立有效的碳足跡管理體系，以便確保這些行業在面對國際市場的競爭時能夠處于更有利的位置。

 

6. 今年年初，國務院發布《碳排放權交易管理暫行條例》，外界認為該文件在問責方面比其他國家走得更遠，您如何看待這個文件？

 

張俊杰：《條例》的頒布，對全國碳市場交易有法可依，有效地解決了目前我國碳排放交易的挑戰。首先，碳排放數據及相關企業信息的獲取性，直接影響著我們對于全國碳排放權交易體系政策效果的量化。為了改善這一現狀，我們需要在碳排放監測技術、市場信息披露制度以及碳市場核查機制方面設定更高的要求。其次，控排企業可能存在履約責任難以落實、懲罰力度不足的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企業需要建立相應的內部質量控制和監管體系，并建立外部核查機制，以保證及時提交溫室氣體排放報告。最后，國家各級部門之間的高效協作和常態化溝通能夠增強碳市場監管的完善性。在完成減排目標的同時，也能進一步發展市場的金融屬性，這一方面則需要金融部門的大力支持，拓展金融產品，穩定市場風險。《條例》的發布將極大改善上述困境，例如條例將強化重點排放單位主體責任、要求企業制定排放數據質量控制方案、加大處罰力度等。

 

7、您覺得特朗普上臺后對全球氣候治理合作有什么影響？我們應該怎么應對？另外對今年的巴庫氣候變化大會COP29將在阿塞拜疆召開，您有什么期待？

 

張俊杰：中美氣候合作的歷史源遠流長，兩國共同推動了全球氣候議題，對于《巴黎協定》的達成和全球氣候治理起到了關鍵作用。然而，由于美國聯邦政府在氣候政策上的不穩定性，導致中美氣候合作并非一帆風順，時常出現波折。中美氣候合作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仍然存在磕磕碰碰。我們對于美國聯邦政府層面氣候政策的反復無常，始終保持著預期和準備。

 

與此同時，中國的氣候政策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獨立性，不再受外界影響。這是因為我國在氣候友好產業和低碳產業方面已經具備了強大的競爭力。例如，在制造業、低碳創新業以及氣候投融資領域，我國都擁有強大的內生驅動力。我們不再僅僅出于外交需求來應對氣候變化問題，而是更多地出于自身發展的需要。因此，無論美國或其他國家的氣候政策如何變化，我國都將穩步推進自身的氣候競爭力和低碳產業的發展。

 

全球氣候變化問題最終要解決的是兩大關鍵問題：一是技術的來源和創新，二是資金的籌集與分配。為了有效解決全球氣候變化問題，我們希望推動低成本減碳技術的研發和應用，并實現這些技術在全世界的大規模部署。然而，當前的地緣政治因素對全球氣候合作構成了障礙，特別是在貿易領域的合作。因此，未來的氣候變化談判和大會應當致力于更好地協調這些問題，避免地緣政治的干預，確保全球氣候變化問題能夠得到有效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