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風險和轉型風險對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影響會在金融體系內，以及在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之間形成自我強化的“反饋鏈路”。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順周期特征會放大其對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的影響，增加金融體系損失，產生金融放大器（Financial Amplifier）效應。

 

金融市場上氣候相關風險溢價普遍增加，投資組合朝著低碳方向轉變會放大資產價格的變化。隨著全球對低碳資產價值的普遍認同，投資組合、金融產品、抵押品價值、交易對手信用和流動性都會緊緊圍繞這些資產形成趨同、集中和扎堆效果。假設在國際金融市場上投資基金、保險公司、銀行都大規模持有制造業、交通和電力供應三個高碳行業企業發行的證券，形成了共同風險暴露，在將來某一時間段內氣候相關政策快速收緊，這些證券的價值將迅速下挫，而為規避風險，所有金融機構會擠在很短時間內急于出售，很容易就跌入損失黑洞中無法自拔。

 

氣候相關風險可能同時影響多個看起來毫不相關的風險暴露，形成單個金融機構氣候相關集中度風險。地理位置相同或相同的行為會對自然風險有相似的敏感性，碳排放分配行業相近或碳排放水平相同會對轉型風險有相似的敏感性，都會在銀行內部形成氣候相關集中度風險。碳價格沖擊會引發之前不相關或弱相關企業違約相關性的明顯增加，高排放企業違約相關性遠甚于低排放企業。

 

自然災害之間相互作用也會產生自我強化或反饋機制。雷電和山洪一起暴發會帶來山火，山火會增加發生更多山火的可能性。臺風和降雨一起爆發會加劇山體滑坡的可能性，山體滑坡又會帶來洪水災害。多種災害在短期內同時或先后發生，將使投資者難以對風險臨界點進行定價，風險分散變得更加困難，金融體系面臨著突發沖擊。

 

氣候相關風險增大促發金融機構對債務人信用狀況再評估，可能陷入惡性循環。一個國家發生自然風險事件，在另一國家沒有發生，但可能誘發市場預期變化，造成國家之間的傳染。假設發生自然風險事件國家的借款人信用狀況惡化、抵押品價值降低削弱了該國銀行的清償能力，銀行清償能力不足又會引發其交易對手損失，涉及跨境風險暴露就會形成跨境風險傳染。提供跨境融資的金融機構面臨著本國自然風險和接受融資機構所在國家的自然風險，無論是哪邊發生自然風險事件都可能傳染給對方。即使是沒有跨境金融業務或金融機構之間的往來，一國政府采取比其他國家更嚴格的國內環保政策誘發了轉型風險，也可能影響其他國家相關資產價格，形成間接傳染。

 

保險公司和銀行的風險相互交織，風險態勢更加復雜。保險公司根據觀察到的保費支出、預期成本來調整保險產品覆蓋范圍和保費水平。從中長期看，出現更多風險的概率在增加。這些風險無法保險或保險成本太高，保險的覆蓋程度就會縮小，氣候相關風險造成的損失必然向家庭和非金融行業轉移，這樣會降低部分企業的生存能力。2015年，英格蘭審慎監管局對英國氣候變化引發的洪水保險定價進行調查，調查結論是沒有政府干預，洪水保險的市場風險溢價遠高于當時氣候狀況下的市場價格。保險和再保險的作用是讓銀行和銀行的客戶減輕或免受自然災害損失，積極緩解氣候變化對銀行的影響。然而，自然災害給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造成的損害并非保險公司能完全解決的。據瑞士再保險公司2020年的調查，2018年、2019年全球自然災害造成的經濟損失分別為1660億美元和1370億美元，只有51%和38%的經濟損失由保險覆蓋。此外，國家之間差異程度也很大。在新興市場國家和欠發達國家，被保險的損失不足總損失的10%，“保護缺口”巨大，只能由資產所有者承擔絕大部分氣候相關風險造成的損失。在氣候風險不確定性面前，在什么程度上、多長時間內、什么保障水平上保險公司能緩解銀行承擔的風險，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彌補保險公司供給不足形成的“保護缺口”，仍需要持續跟進研究。

 

金融機構管理氣候相關風險的復雜性在于氣候相關風險影響所有行業、區域，政府、監管機構、金融機構、企業和家庭都無法獨善其身，需要協調一致共同行動，這一代人不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控制氣候變化，下一代人將承擔嚴重后果。一旦氣候變化形成現實威脅，破壞國民經濟的一些重要產業，打擊金融機構安全時，再采取行動就遲了。向低碳經濟轉型方向是一致的，但是節奏卻未必一致。“欲速則不達”，轉型過快可能造成市場動蕩，金融體系受到氣候風險沖擊的嚴重程度、可能發生的時間和各國采取的應對政策息息相關，節奏不對就可能加快迎來“氣候明斯基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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