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堅持系統性的思維，注重綠色金融政策與其他政策的協調配合。“雙碳”目標的實現必須依靠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和多種政策的協調配合。國家財政提供的環境保護投資本質上是一種公共物品，隨著經濟規模的擴大，對公共環保投入的需求會成倍上升；而綠色金融針對特定企業和項目提供資金支持，能夠彌補經濟發展高級階段中公共環境投資的“擁擠”，是經濟發展進入高級階段的必然選擇。但是由于缺乏初始經濟激勵，完全的市場環境下綠色金融的自然發展存在滯后，往往在嚴重的環境損害或者重大環境風險事件后才開始起步。這一點已經被西方綠色金融的發展歷程所證實。我國綠色金融發展的經驗表明，在經濟發展的初期依靠公共財政治理污染，當經濟規模達到一定程度時通過政策引導綠色金融，能夠有效促進經濟的平穩、可持續發展。而未來的政策制定應當統籌考慮綠色金融政策、環境規制、產業政策和公共環保支出的協調配合。例如在重點行業節能減排工作中，綜合考慮環境規制和綠色金融政策的影響，重視綠色轉型中的金融風險；在科學計量的基礎上謹慎制定獎勵補貼政策，避免政策套利。堅持系統性的思維，注重政策的協調配合，方能降低政策成本、提升政策效果。

 

　　（二）綠色金融不只是支持“正確的行業”，更需要嚴格把控資金的真正用途。目前綠色金融政策重點考慮的是對資金的行業流向的把控。但經濟的高質量發展追求的不是單純的低排放，必須注重資源消耗與經濟增長的平衡，即使是高污染行業，也是經濟中不可或缺的部門，綠色發展不等于“關停”這些行業，而在于提升其內部的清潔技術水平。除了支持綠色的行業外，支持行業內部的綠色技術改造也是綠色金融發揮功能的重要途徑。未來綠色金融政策的制定應當更多地考慮對綠色技術的支持，尤其是一些重污染和高耗能企業內部的技術改造，而不是單純地拒絕向重污染領域提供金融支持。例如即使是進入重污染行業的信貸，如果能夠施以有效的貸后管理，確保資金用于生產技術的改進，也應當納入綠色金融政策支持的范疇。因此，一方面，綠色金融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要更加細化，不能簡單按行業“一刀切”；另一方面，有效利用金融科技手段，強化銀行的貸后管理工作就成為落實綠色金融政策、有效促進綠色發展的重要方面。

 

　　（三）全方位構建綠色發展體系，提供市場化的“綠色激勵”。綠色金融是綠色發展體系中的重要一環，而產業發展政策、公共環保支出、企業社會責任、環境保護立法與執法、環境教育與宣傳等共同組成的綠色發展體系是綠色金融有效發揮作用的基礎。碳減排和環境保護都面臨經典的負外部性和公共物品問題，因而綠色金融和環境責任投資領域的經典爭論是：履行環境責任是否能夠得到經濟回報。國際上大量研究對此爭論不下。這也被稱為“綠色激勵”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經驗表明，注重經濟激勵、發揮市場的活力至關重要。政策推動的綠色金融能夠在短期內取得巨大成效，但長期中必須依靠市場提供“綠色回報”，才能夠保證綠色金融行穩致遠。綠色回報的來源一般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通過完善的環境立法和嚴格的環境執法，提高環境風險成本，創造環境風險管理的市場需求；二是依靠教育和宣傳強化公眾環境意識、樹立低碳生活理念，使得發展綠色金融、承擔環境責任成為打造金融機構品牌形象的自發需求。因而，綠色金融的健康發展有賴于全方位綠色發展體系的構建，絕不是金融部門“單打獨斗”。

 

　　（四）綠色金融的發展必須與國家的經濟階段和全球經濟地位相匹配，并非“越綠越好”。“雙碳”目標不是簡單的降低排放，而是在碳排放約束下追求高水平的經濟發展，是在環境和增長中求取平衡。作為發展中的大國，積極應對全球氣候問題、履行國際擔當的同時，必須兼顧經濟發展。經典可持續增長理論告訴我們，環境約束下的經濟發展問題是排放和資源消耗的“最優水平”問題。節能減排不能沒有，但也不能過度。一方面，金融資源向綠色領域的快速轉向可能引發金融風險；另一方面，在既定的技術條件下，過度的減排會降低產出，反而可能導致經濟增長質量的下降。因此，綠色金融也存在“最優規模”，發展應當循序漸進，并不是越快越好、越多越好。雖然目前綠色金融的規模不大，人們更關注的是綠色金融不足，而不是綠色金融過度。但過往產業政策的實施經驗表明，政策激勵、財政補貼、地方政府的過度反應等都可能引發政策的“過度執行”。在當前國家大力倡導，金融機構和地方政府積極響應的大背景下，綠色金融的發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雙碳”戰略涉及未來數十年的長期發展，必須著眼長遠，科學把控政策力度，警惕綠色金融發展中的金融風險，預防綠色金融的過度化。要做到這一點，需要組織力量進一步規范金融領域的碳排放核算，建立統一的綠色金融核算體系，從總量上規劃綠色金融的適度規模。

 

　　(作者單位：西南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