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極其廣泛深刻的綠色工業革命，必將推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為綠色發展注入內生動力。”中國銀行風險總監劉堅東指出，這個過程必然會帶來經濟結構、能源結構和產業結構的深刻變化。

 

　　劉堅東進一步表示，一方面將催生清潔能源電動化交通設施制造、節能改造、碳儲技術等諸多領域的巨大發展機遇和投資機會。另一方面，產業轉型帶來的企業成本、利潤以及資金流的變化，將改變現有的財務運營模式。這些變化都會對金融服務提出新的需求和挑戰。

 

　　郵政儲蓄銀行行長劉建軍認為，“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實現雙碳目標的時間窗口偏緊，面臨著更加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任務，需要我們付出更多艱苦的努力。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對于金融機構的轉型發展而言既是一場挑戰，也是一場機遇，總體而言機遇大于挑戰。”

 

　　談及“雙碳”的挑戰，劉建軍認為，低碳轉型過程中一些高碳企業和項目逐步退出，金融資產質量將承受裂變的壓力，這些行業的違約率可能大幅上升，金融機構對此要有清醒的認識，加強氣候轉型風險的前瞻性研判，加快調整發展規劃、業務方向和服務對象，提前謀劃完善相應的風險防范機制。

 

　　同時，劉建軍指出，要看到我國產業結構偏重、能源結構偏煤的現狀，必須實事求是，全力處理好降碳和能源保障，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和人民群眾正常生活的關系，來有效應對低碳轉型過程中可能伴生的經濟金融社會風險，防止過度反應，確保安全降碳。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秘書長王文同樣認為，碳達峰、碳中和是一把雙刃劍。“雖然我們都贊同機遇大于挑戰，但是面臨的挑戰有多難？我們可能估計的還有一點不足。”

 

　　王文進一步闡述道，首先碳達峰、碳中和的影響涉及失業、社會隔離、全球化的休克等等，甚至還有因為爭奪資源而產生的戰爭。碳中和這場戰爭未來會涉及到大量資金的轉向、標準的設置、國際規則等方方面面的大國博弈。

 

　　其次，黨中央、國務院印發的《準確全面完整貫徹新發展格局落實碳達峰碳中和指導意見》明確，未來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到2025年差不多達到20%，2030年達到30%，2060年達到80%。但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不到20%。這就對中國發展形成巨大的碳約束。

 

　　“過去我們的發展模式過于依賴的化石能源，即地下能源——煤、鐵礦石、天然氣、石油，此前一直保持在80%的高煤模式。這就意味著未來我們要轉變，實現能源結構的切換，即從過去依賴地下能源，到現在依賴地上能源——風能、太陽能、核能、水能。”王文指出，這么巨大的轉變不是簡簡單單的生活習慣的轉變，涉及生活方式革命、發展方式革命，完全是顛覆性的。因此，要防止短期內運動式減碳出現的挑戰。

 

　　最后，王文表示，碳交易市場是具有非常偉大意義的產業升級，使很多根本完不成碳中和的地方出現了完成的可能性。有一些工業性很強的城市，如山西、河北、內蒙可以通過碳排放權交易、買碳排放，進而實現碳中和。但是問題隨之而來，當前碳價值被嚴重低估，全球市場所謂的碳市場的開放對接、接軌還沒有形成。

 

　　“只有碳價提升以后，成本提升才會有更多的獎勵激勵、懲戒機制去撬動更多產業從事低碳發展。”王文如是說。

 

　　談及碳達峰、碳中和的機遇，劉建軍指出，低碳轉型將創造巨大的投融資需求，金融機構將迎來新的業務增長點。根據清華大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估算，實現碳中和需要累計新增投資約138萬億元人民幣，超過每年GDP的2.5%。面對百萬億級的資金缺口，需要金融機構積極參與，創新豐富綠色金融產品，提升綠色金融業務的占比，樹立負責任商業銀行的形象。

 

　　“商業銀行要順應綠色革命潮流，抓住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帶來的巨大機遇；要主動發揮先導作用，通過產品和服務創新，多渠道滿足綠色金融服務的需求；積極打造綠色金融服務首選銀行，全力支持3060目標的實現。”劉堅東表示。

 

　　王文指出：“總而言之，碳中和是一場生活方式、經濟方式的革命，但是我們對于碳中和的意義、細節以及方方面面的著眼點，理解研究還不夠，下一步我們需要更多的研究、深化、理解它的內涵，并且內化為我們每個人的基因和生產生活方式的行動。” 本%文$內-容-來-自；中_國_碳|排 放_交-易^網^t an pa i fang . c 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