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化碳排放同其他環境保護問題相比，是一個更加全球化的問題。但是，全世界的格局目前還是按國家來劃分，來進行管理的。每多排放一噸二氧化碳，最后對于氣候變化的溫度上升來講，邊際效應是同樣的。”

 

　　周小川表示，從鼓勵投資來講，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最后要想減少排放或者增加吸收的能力，它們的投資的效益也是最后趨同的。

 

　　周小川提到，如果碳市場要實現這種價格特性，關鍵在于公正的度量，機構需要保持誠信，需要有審計和監管機構，各個機構需要保持透明度。他認為，這些前提條件假設能夠做到的話，二氧化碳的未來的價格應該是趨同，而且趨于一種均衡價格的。

 

　　“碳價格是動態變化的。”周小川表示， 在起始期的時候，由于各個國家對減排工作的起步的時間不一樣，在起始期的時候，國家各個區域之間的碳市場價格差距會比較大。這是由于早期階段，往往會從比較容易的減排手段和化石能源的替代上手，因此起初減排成本相對會低一些。但隨著未來攻堅，難題逐漸浮現，碳的邊際價格可能會顯得更高，需要花更大的代價才能把剩余的碳排放給減下來。

 

　　在這樣情況下，一些排放的國際性的大企業會通過購買碳抵免(carbon credit)，這樣的話，就出現了洗綠、漂綠的行為。

 

　　“碳價格未來會趨于一致，趨于均衡，因此即便是有一些大公司，耍了一些花招，通過碳抵免的措施，用較低的價格回避了目前應盡的責任，這個也不會太長時間，因為那些低價的碳抵免逐步做完后，成本就會上去，因此不可能出現長期、持續的利用碳價格上的差距進行漂綠或者是洗綠這種做法。”周小川補充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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