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殷勇看來，綠色金融是為支持環境改善、應對氣候變化和促進資源節約、高效利用而提供的金融服務。目前，全球綠色債券累計發行量已經突破1萬億美元，2016年中國人民銀行等7部委發布《關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以來，中國的綠色金融發展迅速，政策支持體系、產品創新體系、標準認證體系等都得到不斷的加強和完善。目前我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綠色債券發行國，綠色信貸規模超過10萬億人民幣，不僅為實現綠色發展提供了巨大的資金支持，也為全球綠色金融治理扮演了引領的角色。

 

“金融是資源配置的工具，要實現綠色發展目標，我們的資源要從高污染、高耗能、高碳行業配置到綠色、低碳、無碳的行業”，殷勇稱，在轉換過程當中存在兩方面的障礙：一是從成本上看，采用清潔能源的成本高于化石能源成本；二是從外部性上看，高排放、高污染的負外部性沒有充分地反映到成本中，而清潔能源的正外部性沒有反應到相關的收益中。“雖然隨著技術進步，清潔能源成本在不斷地降低，但是單靠市場的力量仍然難以實現這種資源配置的轉換”。

 

殷勇介紹，過去圍繞克服上述轉換障礙，解決的思路主要有兩方面，一種是約束性的。比如賦予企業碳排放的額度，超過配額就要支付費用，通過碳交易將碳排放的外部成本顯性化。但是由于各國沒有達成強制性的承諾，也沒有相應的配套措施，這種機制是軟性的。所以，各國的碳市場一直沒有發揮主導的作用。二是倡導性的。比如倡導金融機構采納并實行赤道原則，踐行EGS理念，這些倡導性的措施同樣沒有約束力，同時甚至會被濫用，成為企業營銷的噱頭，造成洗綠、漂綠等問題。在其看來，僅僅通過這些措施，也無法實現我國碳排放的目標。因此，我國提出碳排放目標的重要意義就是使得約束成為剛性，碳排放的路徑更加清晰、明確、具體化，這將給綠色金融發展帶來巨大的空間。

 

第一是形成巨大的碳交易市場，碳排放將成為生產要素中的重要部分，碳市場將成為與股票、債券、外匯、商品一樣的重要的市場。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將可以更有效地充分地發揮，促進資源向環境效益更優的行業聚集。

 

第二是綠色風險的分析更具有現實的意義，對企業而言，企業生產經營的可持續性、盈利模式、核心競爭力等方面都可能面臨根本性的改變。“那些碳排放強度大、無法完成技術轉換的行業或者企業郵可能會被淘汰”，殷勇認為，市場對企業未來現金流的預期也會發生改變，對企業的估值會發生相應的調整。對金融機構而言，資產的質量可能發生變化，一些原來安全的資產可能會變為不良的資產，這些不良資產不是由于信用風險產生的，而是由于氣候、環境的風險因素所帶來的，氣候風險的計量變得更為重要而緊迫。

 

第三是監督執行評估的機制會進一步地加強。碳排放量要通過一定的計量手段顯性化，從國家層面要通過對各類能源消耗和利用進行更精準的統計，使得碳排放的總量更清晰、更加明確。從微觀層面對各類主體的碳排放的計量、監測、評估、執行的機制要更加全面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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