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誠君：限于時間，我簡單說幾個要點。第一，在綠色金融領域，現有的國際合作機制已非常成熟。從2016年開始，在人民銀行和相關部門的共同努力下，我國成功地把綠色金融納入了G20議題和政策框架，之后多數情況下都實現了延續，唯獨去年因為美國及川普政府的原因，沒有納入G20框架，但今年將在意大利舉行的G20會議上，我們還是成功地把這個議題納入了G20框架。我想，沿著這個框架，加上其他的國際機制，如央行和監管部門綠色金融合作網絡（NGFS）等，可以非常好地開展常規性國際交流與合作。

 

　　第二，更重要的是，我們有必要主張、呼吁和推動國際金融界在不那么成熟的領域加強合作、形成具體共識，推動相關的政策措施。比如轉型金融領域，這樣的國際合作非常必要和迫切。對于綠色金融，國際上已形成廣泛共識，也有大體一致、共同的標準，而在轉型金融領域，不僅是國際上沒有嚴格的概念、分類和其他相關領域的標準，而且實際上這個理念在國際上也僅僅只是討論了一年時間，可以說剛剛起步，甚至還沒有得到很多國家和國際組織的關注和重視。所以在這方面，需要國際社會、特別是國際金融界、中央銀行和監管部門共同努力。一方面，盡早對轉型金融形成大致共識和重視，盡快擬定轉型金融的概念、分類基本原則；另一方面，要意識到，每個國家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的路徑不盡一致，比如歐盟成員國在工業領域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壓力就比較輕，最大的碳排放源反而來自非工業部門。比如在丹麥，農業和畜牧業是碳排放大戶，因此碳中和的相當一部分精力和資源要放在農業和畜牧業。可見，要認識到各國在金融支持碳達峰碳中和、發展轉型金融的過程中，路徑、機制和相關的制度安排可能是有很大區別的，因此還是要強調“共同但有區別”，尊重每個國家的基礎條件和不同路徑，在轉型金融上采取共同但有區別的分類標準、政策和措施。

 

　　第三，關于碳邊境稅。總體看，由于納入了碳排放約束，最終一定會體現在企業成本和利潤上，從而導致企業在國際貿易和投資中面臨不公平競爭問題。因此在國際投資貿易規則的更新修訂中，對納入環境和氣候變化因素的呼聲也日益強烈，部分國家可能將率先實施征收碳邊境稅。有些國家在這方面研究起步比較早，準備得比較充分，也有具體方案。但大多數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可能還剛剛起步，認識和研究都很不充分，缺乏具體的核算和數據積累，具體實施起來會非常困難。因此在這方面，我覺得國際社會、特別是歐美發達國家要有容忍度，要有耐心，盡可能給足過渡期，幫助、支持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開展統計、研究、核算、評估和設計，最大程度形成國際共識，使之成為一個既體現效率又反映公平的機制，而且能夠廣泛具體落地實施的機制，確保政策效果。

 

　　本文系作者在4月20日由清華大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北京大學能源研究院、中信證券、寧夏寶豐能源聯合舉辦的“應對氣候變化‘碳中和3060’論壇”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