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他的經濟活動相比，全球價值鏈具有更高的碳密集度。也因為此，誰應為碳排放來付費也成為過去幾年全球層面的一項熱議的話題。

研討會時，財政部國際財經中心副主任張敏文表示，盡管有地緣政治方面的緊張局勢，全球能源轉型的脫碳依然是主要的趨勢。全球對于低碳能源轉型的投資，在去年達到了1.1萬億美元，低碳轉型已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動能。

在這樣的背景下，《報告》提出，通過貿易和投資(如外國直接投資)渠道，全球價值鏈已使國際生產共享中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激增。全球價值鏈現象涉及中間產品的多次跨境流動，它使《巴黎協定》的實施復雜化，而《巴黎協定》的實施依賴于各國政策的組合。在國際氣候變化談判中，持續存在的一個挑戰是，如何在全球價值鏈的各個參與者(如生產者、消費者、出口商、進口商、投資者和被投資者)之間分配全球變暖的責任。

對此，日本貿易振興機構亞洲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孟渤說，發展中國家本地的碳排放大多是為了滿足發達國家的需求，在減排道路上，發展中國家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但同時也應得到發達國家在技術上的支持，以便能更好實現全球價值鏈的全過程減碳。

《報告》也提出，碳邊境調整，應根據各國對二氧化碳排放所承擔的責任份額，在國家-部門-雙邊層面沿全球價值鏈進行設計，而不是像貿易關稅那樣簡單地單向征收。

在具體的建議舉措方面，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全球價值鏈實驗室常務副主任王苒表示，我們在全球價值鏈上追溯碳排放時，發現有不少證據表明，跨國公司通過投資將碳排放轉移到了發展中國家，而收益卻流回母國，且存在第三國效應。因此，建議要建立一個激勵基金，讓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加入到應對氣候變化當中去。

張敏文也表示，發展中國家擁有豐富的可再生資源，綠色行業發展潛力巨大，但是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都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低端，一個主要瓶頸就是融資缺口。發達國家應兌現氣候變化承諾資金，將其落實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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