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金星副教授：本案被告簽署低碳行為承諾書，自愿承諾在一定期限內踐行綠色低碳行為，降低自身行為的碳排放。同時在自己經營場所張貼低碳環保宣傳告示、向企業員工及周邊群眾鼓勵宣傳低碳行為，參加公益勞動等行為，一方面是其認識到自身盜伐林木行為對生態環境的不利影響，自愿認罪認罰，悔過自新的表現；另一方面也能夠實際減少個人碳排放，尤其是他的自愿約束行為，是“四川法院司法碳普惠”APP認定的綠色低碳行為，是經過專業機構開發，結合我國及四川省綠色低碳發展要求，基于綠色出行、綠色消費、綠色生活、綠色公益等公民個體參與減污降碳活動場景，推薦的行為方式。是符合節能減排領域方法學、能夠以方法學規定的核算計量方法核查驗證的行為方式。也是今后我們建設綠色低碳循環型社會，大力倡導和積極引導的生活方式。

 

當前，我國在推進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實現過程中的政策、措施和方法，能否真正落實和實現，最終都要落腳到每個社會個體的行為的轉變。在綠色低碳行為方式還沒有廣為普及、低碳意識還不夠強，尤其是涉嫌實施污染環境、破壞生態，損害生態環境生態服務功能的環境資源案件的當事人，行為改變、矯正的難度更大，他們形成良好低碳行為方式的社會價值更大。因此，生態環境領域的法律規范，也都把每個社會主體都能夠履行自己保護環境的義務，積極主動承擔生態環境保護的主體責任，作為法律實施的重要目標。

 

因此，公民個人的自愿約束低碳行為，尤其是經過司法機關介入，認定、監督實施的全過程的行為，對公眾行為的引導，具有較強的示范意義。一方面可以約束、督促當事人形成良好的、符合低碳發展要求的行為習慣，進而影響其身邊的人，逐漸形成綠色低碳生活消費方式；另一方面當事人在踐行低碳行為過程中，不斷增加對綠色低碳行為的感知，進一步加深對自己違法犯罪行為的深刻反省，避免再次犯罪，起到預防犯罪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