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位全球范圍內的statesman（政治家）,周小川一直都是國際舞臺上的“意見明星”。在氣候變化這個議題上，他一如既往展現出國際視野、創新思維和超前洞見。

 

關于跨國界領域的排放問題，周小川指出，二氧化碳升到空中以后，理論上就已經分不清國界了。從目前全球治理仍然是以國家為主體的結構來看，也只有要求各個國家控制好自己的碳排放，這樣全球才能實現碳中和。但也必須看到，存在一些明顯超過國界的碳排放，特別典型的就是國際航線的飛機、國際貿易的海運，雖然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并不是太大，但是未來要實現全球碳中和，也是必須要考慮的內容。

 

在全球語境下，更難權衡的是，在碳減排過程中生產和生活的投入成本提高了，可能影響產出競爭力以及供需關系，有可能因為通貨膨脹過高造成經濟衰退，所以需要把握好碳減排的進度，把握好創造GDP流量需求與成本控制之間的平衡點。如果全球能共同切換能源結構，則相對競爭力的變化是不顯著的。如果不同步，就會產生各種顧慮，有人會測算碳腳印（Carbon Footprint），并主張據此征收“邊境調節稅”。對此，周小川認為，若真要征收“邊境調節稅”，應要求西方國家把征收邊境調節稅的所有收入全部用于購買發展中出口國家的負值碳配額，支持發展中國家或者具體出口國的減排。

 

周小川還創新地提出“全球碳市場連通機制”。他認為，可以學習中國金融市場的做法，建立類似滬港通、深港通、滬倫通、中德D股通，把全球范圍內各個國家的碳市場進行市場可控的連通。形象地說，相當于每個國家的市場都是一個盛水的大容器，各大容器的水位可能不一樣，但如果這些容器下面都用一些小管子加以連接，就有助于它們間的水位趨同。起步階段，可以允許發展中國家每年有一定數量的負值碳配額拿到歐洲碳市場去賣，這對于未來碳市場定價的合理性有幫助，對新興市場也有頗多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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