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建立“全球綠色發展聯盟”。發展循環經濟，實現節能減排，是當今應對全球氣候變暖的一項重要措施。然而，就不同國家在排放數額的分配問題上，仍然有不少分歧，并沒有取得共識。英國相關機構提出發展低碳經濟，進而適應全球氣候變暖和緩解氣候變暖的趨勢，建立與氣候多樣性風險共生存的可持續發展模式。與此同時，英國經濟學家皮爾斯提出發展綠色經濟，主張經濟發展必須從社會及其生態條件出發，使之“可承受”，自然環境和人類自身可承受，不會因盲目追求生產增長而造成社會失衡和生態危機，不會因為自然資源耗竭而無法持續發展。皮爾斯的綠色經濟與低碳經濟、以及循環經濟都有著密切的關系。本文把旨在以“節能減排”為目標的循環經濟，視為應對氣候變化的“蘭色對策”；而對目前廣泛使用的包括“節能減排”、“循環經濟”、“低碳經濟”等在內且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綠色經濟”，視為應對氣候變化的“黃色對策”；把以植被建設為核心，提高生態系統貯存“碳匯”能力為目標的生態經濟，視為應對氣候變化的“綠色對策”。“綠色對策”是針對“蘭色對策”而言的。在應對全球氣候變暖的對策中，人們把減少人類排放到大氣中的以CO2為主要組成成分的溫室氣體視為核心目標，強調節能減排，因而，產生了關于與發展權密切關聯的排放權的爭議。事實上CO2是生態系統中光合作用的主要物質來源，其濃度高低直接影響光合作用的強度，在一定范圍內光合作用的強度隨CO2濃度的增加而增加。因此，通過現代生物技術發展能夠廣泛吸收CO2的貯碳植物，以增加生態系統貯碳的能力，也能夠實現動態平衡大氣中以CO2為主體的溫室氣體，起著與減排同等重要的作用。為此稱其為“高碳經濟”。這與旨在城市和工業及農業生產中減少碳排放的“低碳經濟”并不矛盾，而是強調了“生態系統”服務適應氣候變暖的能力，或突出生態系統建設作為人類適應氣候多樣性的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作用。把增匯作為適應氣候變化多樣性的重要任務，通過建立旨在加強全球生態系統基礎設施能力的全球綠色發展聯盟，為適應全球氣候變化，開拓第二條道路（前述“蘭色對策”被視為適應全球氣候變化的第一條道路），即“綠色對策”。只有把“節能減排”與“增綠納排”統一起來，形成“蘭色對策”與“綠色對策”雙輪驅動的戰略，即與氣候多樣性風險共生存的新發展模式，才能夠全面適應氣候變化，緩解全球氣候變化的風險。建立“全球綠色發展聯盟”需要整合目前通過聯合國倡導的“全球氣候變化公約”、“荒漠化防治公約”、“生物多樣性保護公約”、“全球濕地保護公約”，以及“國際減災戰略”等聯合國為促進可持續發展的多個單向行動。通過聯合國引導，各國政府參與，形成應對氣候多樣性的凝聚力，廣泛吸收一切有利于“綠色發展”的各種公共的、集體的和私人的資源，促進“天地人和”和“天人合一”，為人類社會創造一個良好的生存環境。力爭創新生物技術，利用全球極端氣候區（低溫、干旱、缺氧等）的廣大空間，大力建設綠色植被和培育具有高貯碳能力的土壤，形成高貯碳的生態系統，以此向地球返還由于人類城鎮化和部分農業生產以及工業化占有的自然生態系統的貯碳能力，實現“人類排放與貯存碳基本平衡”的人地和諧發展的目標。

 

二是建立全球巨災風險防御基金。在應對自然災害過程中，聯合國通過實施國際減災十年行動（1989-1999）及國際減災戰略（2000-），在全球尺度上尋找緩減自然災害風險的措施，雖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正如前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所言，原定的國際減災目標仍沒有實現，仍然需要加強全球在這一領域的合作。依據上述提出的巨災風險防御的凝聚力模型，建立類似支持世界經濟發展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組織的全球巨災風險防御基金，實現“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應對巨災戰略。該基金由中國管理，借鑒目前在日本、新西蘭、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建立的巨災風險管理基金（債券）等的經驗，通過多方途徑，籌集應對巨災的資金，全面提高人類應對巨災的能力。建議按世界各國和地區人均GDP的水平，由聯合國籌集該基金的基本金，初步估算，按人均GDP的1‰征收，并以中國人均GDP的標準，全世界目前有60多億人，每年可征收180~200億美元。在此基礎上，通過接收社會捐贈，擴大基金來源，并通過企業運作的模式，提高其效益。該基金主要用于支持世界各國推廣和示范應用應對巨災的各類各種技術，并推動將這些成果無償轉移到聯合國的所有成員國；同時支援聯合國成員國設立巨災保險計劃，完善巨災風險全球轉移機制，通過建立全球巨災風險防御基金，進一步完善聯合國國際減災戰略機制。從而開啟聯合國減災行動的第三個十年計劃，完善聯合國減災行動協調網絡，提高其綜合減災能力。

 

三是建立全球災害風險教育科研網絡。提高全球應對災害風險、特別是巨災風險的能力，不僅需要物質、技術和經濟實力，還要全面提高人類防御災害風險的理解能力、意識和技能。目前聯合國相關機構、世界各國的政府組織、風險管理企業、學術和社會團體等都建設了內容不同的災害信息網絡平臺，在災害教育和風險意識的培育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語言文化、經濟利益、技術水平、標準規范等多種原因，至今沒有形成一個滿足全人類需求的“全球災害風險教育科研網絡”。為此，要充分發揮聯合國國際減災戰略和其建設的“全球減輕災害風險平臺”的引導功能，與全球保險界建設的相關數據信息平臺、各國政府和科學研究、高等院校、社會團體建設的相關數據庫等密切合作，形成統一標準和規范的“全球災害教育科研網絡”,通過“共建共享”，形成一個可覆蓋全球的應對災害風險的網絡教育和科研平臺。通過組建綜合風險防范大學聯盟，加強防災減災教育;通過組建綜合風險防范科研聯盟，加強防災減災研究與技術開發；通過組建綜合風險防范社區聯盟，加強防災減災知識普及和宣傳。

 

結論與討論

 

結論

 

本文主要結論如下：全球氣候系統本質上存在著不同空間尺度和時間尺度的多樣性，這種全球氣候時空尺度多樣性的存在，從根本上決定了任何一項在單一時空尺度上所采取的氣候變化適應措施，都不能夠全面地反映人類與全球氣候時空多樣性之間的關系。特別是在改善全球氣候變化背景下的全球極端氣候區域內生態系統的服務能力，以及提高應對極端氣候與天氣事件影響能力方面，全球社會必須采取多樣化的措施。目前在國際上所提出的大多數適應全球氣候變暖對策，只是適應全球氣候多樣性的部分措施，不能代表對全球氣候變化適應的全部。

 

人類自誕生以來，生存發展就與地球氣候密不可分，特別是工業化革命后，人類活動已經對全球氣候產生影響，兩者已形成了一個在多個尺度上相互影響的共存系統。在這個系統中，隨著空間和時間尺度的增大，人類對氣候的影響呈現出緩慢但深刻且長遠的特征，與之相對應，全球社會的應對措施也更為復雜、行動也更為緩慢；隨著空間和時間尺度的減小，人類對氣候的影響較易顯現，但不確定性以及政治、經濟、法律和倫理道德，以及公平性等社會問題仍然阻礙著人類采取正確和及時的行動。人類更多是在災害沖擊下學會與氣候多樣性共生存的生活與生產方式，而提高這種共存能力，還需要全人類的共同努力。

 

當前國際社會所提出的任何從單一時空尺度防御全球災害風險的措施,都難以提高人類應對災害風險、特別是與氣候時空多樣性相關的巨災風險。因此，從建立和提升防御巨災風險凝聚力的基本思路出發，建立全球綜合災害風險防御范式已勢在必行。這一范式包括為了適應氣候多樣性，需要綜合考慮時空尺度和行動維度；集成降低脆弱性、提高恢復力與強化適應性措施；聚合防災減災結構優化與功能完善行動，以提高降低災害風險的凝聚力；采取全世界性的重大戰略對策。

 

在全球尺度上，建立世界綜合災害風險防御范式，需組織實施三項全世界性的重大戰略對策。即建立“全球巨災風險防御基金”，充分發揮聯合國和各國政府的主導作用，廣泛調動企業、社會的力量，全面提高聯合國國際減災活動的效率與效益和全球巨災風險防御能力；建立“全球綠色發展聯盟”，完善適應氣候多樣性的“蘭色對策”和“綠色對策”，把“減排”與“增匯”同等對待，把“低碳經濟”與“高碳經濟”同等對待；建立“全球災害風險教育科研網絡”，整合聯合國各相關機構、各國政府、跨國保險企業、科研與高校、社會團體建立的相關數據庫，形成能夠覆蓋全球的信息平臺，通過大學、科研與社區聯盟，全面提高全人類防災減災的意識、技能，以及科學水平和技術開發能力。

 

討論

 

然而，與全球氣候多樣性共生存，建立綜合災害風險防御范式，不但需要自然科學家與社會科學家之間的融合，加強科技創新，更主要的是全社會的共同參與。而如何使人類社會從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多個層面形成共識？如何充分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力量？如何發揮聯合國和各國政府的主導作用？如何發揮已有的巨災管理企業的示范作用等新問題亟待解決。近年來，中國和一些西方發達國家應對各類巨災的實踐表明，“自上而下的舉國體制”、與“自下而上的舉民體制”的共同整合，很有可能是建立集“政府、企業和社會與一體”的綜合災害風險防御范式的重要途徑之一。“自上而下的舉國體制”在應急救援階段，能夠快速整合一國力量，在黃金72小時內最大程度地降低經濟損失和人員傷亡，穩定社會，防止動亂，控制疫情產生和擴散，在巨災引發地動亂之后能夠快速穩定民心，具有很高的效率，但效益較低；“自下而上的舉民體制”在恢復重建階段，能夠最大程度地集合公共、商業和公民的力量，充分發揮非政府力量，尤其是可通過保險、巨災證券等金融手段轉移巨災風險，降低巨災損失，為需要大量資金的恢復重建提供經濟保障，具有很高的效益但效率較低。未來如何整合兩種體制，進而在巨災應急救援和恢復重建階段能夠集兩種體制之優勢，勢必將極大地提高綜合災害風險防御能力。

 

作者簡介：

 

孔鋒，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應急管理研究基地，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