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體上，環境法典將對“雙碳”目標予以關注和回應。在法典內部，“綠色低碳發展編”可集中體現環境法的價值功能和作用機理的最新演化。傳統的環境法專注于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兩類問題，在法典化的過程中，主要體現在“污染防治編”和“自然生態保護編”。然而，二者僅針對傳統環境問題，對于“雙碳”目標因應不足，“綠色低碳發展編”因此應運而生。它以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相較于前兩者強調“限制”破壞環境，更加注重如何實現“發展”，并在可持續發展的自然、社會和經濟等多維屬性的追求上，與污染防治和生態保護制度實現動態互助。

 

　　“雙碳”目標對于行為主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不能污染環境導致損害后果的發生，也不能破壞生態導致自然生態的失衡，還不能“得過且過”“過于自私”，須清潔生產、低碳消費、綠色流通。這種要求將體現為“綠色低碳發展編”的規范意義：短期來看，它限制了人的碳排放等行為；中期來看，是為了社會和經濟結構的調整與再造；長期來看，則是為了實現人的真正自由而全面發展。在具體制度設計上，“綠色低碳發展編”也要與“污染防治編”和“自然生態保護編”有所不同。“污染防治編”和“自然生態保護編”強調公民環境權利，并輔之以國家環保義務；“綠色低碳發展編”則強調公民的綠色低碳義務，并輔之以國家的綠色低碳責任。由此，為了平衡私權與公權，“綠色低碳發展編”須廣泛運用倡導性、鼓勵性、柔性的手段，否則可能會因為過于強調正向效益的增進，而對行為主體要求過于苛刻。 禸嫆@唻洎：狆國湠棑倣茭昜蛧 τāńｐāīｆāńɡ.ｃō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