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您從海外回來后轉眼已經七年。七年前，您說人生將開啟下半場，要再做一些新的事業。七年后，您現在在思考哪些問題？

 

朱民：我之前做了很長時間金融工作，但我還是想回來做一些研究教學的工作，年紀大了，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把學到的東西傳給下一代。所以，我去了清華給學生上國際金融課。第二，是關注人工智能方面，我比較早地參與討論人工智能的應用。2018年，我受深圳市政府的委托，做了一個深圳市人工智能發展戰略。

 

此外，我花了不少力氣關注氣候變化。2015年我參加了巴黎氣候大會。這些年來，世界逐漸形成一個共識：氣候變化是真的，是有科學和數據證明的，對人類的威脅是巨大的。這種威脅已不只是生產的問題，而是生活質量以及整個人類的發展問題；全球必須團結起來共同應對挑戰。

 

我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工作的時候，也負責對所有國際組織的溝通和對接，包括聯合國，參加聯合國的活動。比較早地認識到整個氣候變化的重要性。

 

我認為應對氣候變化，沒有中國是不行的。中國的碳排放占了全球1/3，氣候變化對中國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同時也是機遇。我們還在工業化階段，人均GDP只有1.2萬多美金，還在不斷發展，能源消耗還在不斷上升，排放也在不斷增長，要控制是比較困難的。另外，我們使用的能源主要是煤，煤占能源消耗的58%，我們的煤消耗占全球煤消耗的一半，重煤基礎上產生了重工業，重煤和重工業使得轉型特別困難，但是我們已意識到以前的高能源、高消耗和高排放高污染增長模式是不可持續的。

 

習近平主席2020年提出的中國“碳中和”目標是了不起的，把中國放到了世界中，放到世界前沿。這也是我開始做這個研究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充分意識到，中國的承諾對世界和對中國都非常重要。也因為中國碳中和轉型的艱巨性，我們需要系統性制定整個碳中和政策框架。如果中國發生轉型波動的話，不單對中國對世界的風險也是很高的。

 

我去找了斯特恩（國際著名經濟學家，氣候經濟學之父）。上世紀80年代我在世界銀行工作的時候，他是首席經濟學家。他非常有全球大局觀，特別關注發展中國家，我們一拍即合。后來我們又找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牛津大學史密斯企業與環境學院院長赫本（Cameron Hepburn）、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中國社科院生態研究所所長張永生、生態環境部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原主任李俊峰，我們七個人組成一個小組研究起草了這份報告。

 

碳中和是中國的挑戰，但更是中國的機遇。碳中和是全新的理念，會激發新的科技創新、生產和消費的創新、以及制度創新。在碳中和的轉型中，我們其實和世界或多或少處在同一起跑線，利用制度優勢我們可以走在世界前面。 本*文@內-容-來-自；中_國_碳^排-放*交-易^網 t an pa i fa ng . c 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