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氣候變化，你需要知道兩個數字：第一個是510億，第二個是0。510億是全球每年向大氣中排放的溫室氣體的大致噸數。“0”是我們需要達成的目標。”

 

毋庸置疑，氣候變化已成為當今全球面臨的最重大挑戰之一。如若不是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整個世界2020年的關鍵詞會是——氣候變化。

 

為了拯救地球、為了挽救人類自己，節能減排已經成為全球共識，包括中國在內的130多個國家已提出碳中和氣候目標。

 

但如果將碳中和僅僅置于環保層面，那還太過膚淺。

 

2021年3月15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九次會議召開。會議強調，我國力爭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是黨中央經過深思熟慮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事關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深思熟慮 重大戰略決策，碳中和已不僅僅只是一個環保問題，它還是一個貿易問題。

 

打環境保護的幌子，行貿易保護之實

 

2021年7月14日，歐盟委員會正式提出一攬子環保提案，以確保2030年歐盟溫室氣體排放量較1990年至少降低55%，其中包括建立歐盟“碳邊界調整機制”，即碳關稅。

 

碳關稅的話題其實由來已久。早在2007年，時任法國總統希拉克便提出：歐盟應當針對那些沒有簽署《京都議定書》的國家進口產品征收碳關稅。

 

但由于特朗普上臺后，美國宣布退出《巴黎協定》（2016年簽署的氣候變化協定），并大力發展傳統能源行業，使碳關稅在實際推進過程中困難重重，一度沒有成為現實。

 

然而，自拜登政府上臺，美國便重返《巴黎協定》，并大力發展新能源。7月19日，美國民主黨公布了一項名為《2021年公平轉型和競爭法案》立法草案，主張對進口的碳密集型商品征碳關稅。

 

這意味美國對碳關稅立場有了重大轉變。

 

除此之外，英國、加拿大、日本等國對碳關稅態度的軟化意味未來發達國家形成碳關稅共識并采取集體行動的可能性大為增加。

 

發達國家征收碳關稅有兩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一是阻止碳泄露，二是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

 

發達國家認為，其為了人類生存發展大計，主動實施了碳稅制度，導致他們的企業成本負擔上升，促使這些企業將生產地轉移至碳稅負擔輕或沒有對碳排放征收費用的國家。但這樣一來，全球碳減排便成了空談，無非是碳排放的地點發生了轉變。因此，必須實施碳關稅政策阻止碳泄露。

 

其次，碳稅制度等導致企業成本上升拉動了產品價格的上漲，削弱了發達國家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處于貿易劣勢。只有實施碳關稅，才能消除由于政策不同導致的不公平性。

 

發達國家的理由看似無懈可擊，可實際在混淆視聽。

 

發達國家是發展過的國家，他們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并沒有所謂的碳關稅制度對其制約，肆意享受著免費的碳排放。可“茍富貴，難以毋相忘”。如今，發達國家反過頭來用碳關稅制約新興經濟體的發展，完全無視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現實。

 

再者，本就是發達國家把高耗能的產業轉移至發展中國家，才導致大量的碳排放，現在竟要向發展中國家征收碳關稅，這顯然有失公平。

 

然而，無論發展中國家的反駁理由多么有理有據，由于發達國家在國際經濟秩序中占據主導地位，加之發展中國家內部在碳關稅問題上存在分歧，因此很難改變發達國家單方面宣布開征碳關稅的最終結局。

 

而一旦碳關稅開征，我國的高碳產業便首當其沖。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202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20年，美國、歐盟、日本等主要經濟體仍是我國的主要貿易伙伴。

 

從出口結構來看，2020年，中國機械及運輸設備出口總額達12583.1億美元，同比增長5.3%，機械及運輸設備在出口中的占比達48.6%，較2019年增加了0.8個百分點；紡紗織物出口額達1541.86億美元，同比增長28.9%；金屬制品也實現了6.1%的增幅。而機械設備、紡織品、金屬制品等正是所謂的高碳產品。

 

（圖源：中國一帶一路網）

 

出口對象和出口結構的特征意味碳關稅的實施將使出口的高碳產品生產成本直接上升。我國企業若要想達到進口國家所要求的低碳標準，則要么加大研發技術和人才等投入，要么購買國外的先進技術和設備，而這都意味生產成本的增加。

 

當我國對外出口的高碳產品成本上升，高碳產業的利潤空間被壓縮時，在資本逐利性的驅動下，國內高碳產業的原有資本會流向低碳產業。由于缺乏資本或者不能及時補充資本，高碳產業最終難逃停產甚至是破產的噩運。

 

其次，對外出口的高碳產品成本上升，導致出口產品價格上升，會削弱我國的出口競爭力，抑制我國的出口增長，使我國出口規模萎縮。

 

進一步，碳關稅的征收對象主要是鋼鐵、水泥等，位于產業鏈的上游。上游產業若因碳關稅受到影響而增長疲軟，短時間又沒有替代行業的出現，那么整個產業鏈都會因為上游價格波動或供給不足而受到影響，嚴重時將導致整個產業鏈的斷裂。

 

高盛預計如果對整個碳足跡征收100美元/噸CO的碳稅，那么中國對歐盟總出口每年將可能被征收高達350億美元的碳邊境調節稅！約占我國每年出口歐盟總額的7.7%！

 

不過分地說，所謂的碳關稅，就是披著環保外衣的貿易保護主義行為。

 

打破對方的如意算盤

 

面對不斷臨近的碳關稅，中國必不能坐以待斃。

 

一方面，我國可以通過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出口份額，開辟新的國際市場來緩解碳關稅的壓力。另一方面，需要盡快健全碳市場交易機制，使企業能通過國內的碳市場，形成對外出口商品的碳中和或者碳排放減少，以盡量減少對進口國家的碳關稅的繳納。

 

但最為根本的是大力推進低碳減排，轉變經濟和外貿增長方式。

 

因此，碳中和是我國發展的必然要求和內在要求。即使今天的中國能在通信、數字化、人工智能等領域取得了不起的成就，但輸了綠色革命，中國仍然無法站在世界前列。

 

然而，截至2019年，我國是全世界碳排放量最多的國家，高達101.7億噸，碳排放量占全球碳排放量比重達27.92%。

 

從2019年世界主要國家單位GDP產生的碳排放量的數據來看，世界發達經濟體的單位GDP碳排放量普遍在0.1~0.3千克/美元左右，我國2019年的單位GDP碳排放量為0.712千克/美元，遠高于發達經濟體的單位GDP碳排放量。

 

從碳達峰到碳中和，歐美國家有70到80年的時間，而中國只有30年。碳中和任務，可謂任重而道遠。

 

而破解高碳困境，補齊中國碳中和承諾的履約短板，則必要以低碳技術為主攻方向，技術進步將是碳中和的核心驅動力。

 

從應用領域來看，未來，低碳科技的發展趨勢將圍繞“能源低碳化、生產去碳化和產業低碳化”三個方向創新發展。

 

在推動低碳技術發展的過程中，還面臨哪些“卡脖子”難題？如何降低低碳技術的創新風險？又如何推動低碳技術轉化為現實生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