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金融最初是聯合國環境署為全球可持續發展籌集資金而引導的金融可持續化行動，但隨著生態環境變化對金融機構核心業務影響的日益增加，金融機構本身成為全球綠色金融發展的主要推動者。

 

　　目前，中國是全球綠色金融的引領者，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動和自下而上的實踐創新密切結合，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綠色金融發展路徑，為保障中國的綠色發展發揮著巨大作用。

 

　　現實意義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曾指出：“生態環境問題，歸根到底是發展方式問題。”只有改變經濟增長方式，采取節能減排新技術實現綠色發展，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生態環境危機問題。

 

　　綠色金融是綠色發展的必要保障。

 

　　一方面，綠色發展需要金融資金，必須獲得綠色金融支持。僅僅依靠財政資金支持，很難滿足綠色發展的資金需求。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發展在實際落實過程中，會轉化為綠色技術、綠色項目、綠色產業。這些綠色的新技術、新項目、新產業，因為帶有公共物品的特性，是由以前的財政供給轉化而來，具有收益較低、投資回報期較長的特點，而且金融機構剛進入這些原來由財政供給轉型為金融供給的綠色項目領域，對其中的風險還不太了解，容易導致傳統金融不愿意支持這些對他們相對陌生的綠色項目領域。進而，代表著綠色發展和綠色經濟轉型新動力的綠色技術、綠色項目、綠色產業就會在市場競爭中因為融資瓶頸而被淘汰。因此，必須通過實施綠色金融政策，為綠色技術、綠色項目和綠色產業提供市場化的資金保障。

 

　　另一方面，金融監管部門、金融機構涉及的利益相關者是最廣泛的。在現代社會，幾乎沒有人不需要到金融機構存錢或者理財，也幾乎沒有產業的發展不需要金融的支持。通過推行綠色金融制度建設，明確金融監管部門和金融機構的生態環境責任，一旦金融機構所投資的項目產生了環境風險和事故，金融機構就必須承擔法律責任和經濟賠償責任，金融機構就會轉化為生態環境治理的社會監管部門，對其所投資的項目進行環境審核和審查，確保污染項目不會進入他們的投資名單。通過綠色金融制度建設給予綠色銀行以正向激勵，培育和激勵金融機構的生態環保責任和憂患意識，金融機構就可以通過開發各種綠色金融產品，吸引和推動客戶的綠色儲蓄和綠色消費。例如建立專門的生態環保賬戶、綠色信用卡、為綠色產業專門推出居民理財產品和賬戶以及為綠色消費專門推出居民消費型綠色信貸等，進而推動和培養全民的綠色消費、綠色投資理念。

 

　　從目前我國推行綠色金融的效果來看，由央行牽頭七部委聯合推出了一系列綠色金融政策。例如，央行將綠色金融指標納入宏觀審慎評估指標體系、將綠色金融債單獨審批單獨定價、采取再貸款等政策工具予以支持，對金融機構產生了相當大的激勵作用。截至2019年年末，我國綠色金融融資余額超過了10萬億元，處于國際領先地位。而且，綠色金融政策的實施調動了800萬金融從業者參與到綠色發展和生態環境治理體系中，他們在銀行信貸審核中通過盡職調查識別污染項目，切斷污染項目的資金供給；識別綠色項目，給予綠色項目更低利率更快捷的資金支持。通過綠色信用卡、綠色儲蓄、綠色消費信貸等綠色金融產品調動更多居民、企業、機構參與到綠色發展和生態環境治理體系中。2019年12月，陳雨露在“中國金融學術年會暨中國金融論壇年會”上發表演講，提出氣候變化是導致經濟和金融體系結構性變化的重大因素之一，具有“長期性、結構性、全局性”特征，正在引起全球中央銀行的重視。中國人民銀行將重點關注氣候變化對金融行業細分領域和宏微觀審慎監管的影響，探索將氣候變化風險作為參數納入“雙支柱”調控框架的可行性和框架修正路徑。這些政策引導，進一步激發了金融機構投資綠色產業的積極性，為綠色金融供給端注入了新動能。

 

　　發展近況

 

　　過去一年中，在央行等部委以及各級政府的推動下，我國綠色金融在體制機制建設、綠色金融產品與市場的完善以及對綠色發展的支持等各方面都有了快速發展。

 

　　（一）綠色金融體系發展日趨完善

 

　　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年末，我國綠色貸款余額達到10.22萬億元，較年初增長15.4%，比同期企業及其他單位貸款增速高4.9個百分點，余額占企事業單位貸款余額的10.4%；綠色貸款的不良率僅為0.73%，較2020年上半年全國貸款不良率平均水平2.10%低1.37%。國際綠色債券發行規模達到2577億美元（約1.8萬億元人民幣），較去年同期增長51.06%。我國發行了313億美元符合CBI國際標準的綠色債券，位列全球綠債發行規模第二位，僅次于美國的513億美元。根據我國綠債標準，2019年我國150個發行主體在境內外發行了貼標綠色債券214只，發行金額3390.62億元人民幣。綠色債券發行主體行業共覆蓋了16個二級行業，其中銀行業發行的綠債規模為773.5億元，占比32%；公用事業主體發行規模542.6億元，占比22%；交通運輸業排在第三，占比11%。

 

　　CSMAR數據庫顯示，2019年至今，市場上共計新發行13只綠色公募基金，其中股票型基金6只，混合型基金4只，債券型基金3只。2005年至2013年的十幾年間ESG類基金發展較為緩慢，每年新發產品數量在1至4只不等；2014年至2016年為ESG類基金產品集中暴發期，季度存量基金管理規模躍升至560億元左右；2017年至2019年，雖然產品新發節奏有所放緩，但季度存量基金管理規模基本穩定在500億元至700億元左右。

 

　　目前，我國綠色保險服務主要有企業環境污染風險管理服務和養殖保險理賠與病死畜禽無害化處理聯動兩類，對應了兩種相對成熟的綠色保險險種。前者通過提供環境風險現場勘察與評估、出具風險評估報告、提出相關安全建議和進行環境風險防范培訓等手段，推動企業降低環境污染風險；后者將無害化處理作為保險理賠的前置條件，有利于降低對應的理賠風險。截至2019年末，我國保險資金以債權投資計劃形式進行綠色投資的總體注冊規模達6854.25億元。

 

　　此外，全國各地在綠色保險創新方面推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創新產品。典型的包括：

 

　　（1）環責險“湖州模式”。湖州市金融辦、環保局、保險行業協會、人保財險建立協作機制，推廣環責險的“保險+服務+監管+信貸”新模式。該模式將保險機制納入環境風險防控與日常監管體系，第三方評估機構對投保企業進行事前和事中的環境體檢和風險評估，保險公司將企業體檢風險等級與保費掛鉤，環保部門根據企業參保情況、落實整改情況實施差別化的監管措施，銀行機構采取差別化的金融服務措施。2019年，湖州市環責險基本實現了全市各縣區全覆蓋，保險公司完成體檢102家，簽單47家，提供保額8180萬元，保費收入161.81萬元。

 

　　（2）安環險“衢州模式”。衢州推出的“安環險”首次將安全生產和環境污染保障合二為一，包含安全生產、環境污染以及危化品運輸三項保險責任，企業可根據自身實際經營過程的不同風險情況進行自行組合，實現對化工產品全生命周期管理。通過“政保合作”機制，“監管+保險+服務+科技”為安全生產責任險提供“衢州模式”。2019年，衢州市“安環險”參保企業已達283家，保障人數3.5萬人，為企業提供超過190億元風險保障，聘請服務機構為全市參保企業累計提供了5387次現場服務，共發現風險隱患8954條，隱患整改率達到90%。

 

　　（3）生態環境綠色保險“寧波模式”。2019年5月，寧波市北侖區在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基礎上，創新“保險+服務+補償”模式，形成環境污染防控綜合險“生態環境綠色保險”。其中，保險機構承擔環境污染事故經濟賠償責任；第三方環保服務機構為投保企業提供全流程、全方位專業環保服務，并指導企業開展環境風險防控；第三方環保服務機構向保險機構投保職業責任保險，如因其服務缺失造成投保企業直接經濟損失的，由保險機構按照保險合同約定負責補償。

 

　　據北侖區生態環境局統計，截至2020年5月，生態環境綠色保險已覆蓋北侖120余家企業，涉及從事化工、電鍍、紡織染整、制藥、造紙、鑄造、水泥和危險化學品運輸、儲存等領域，現已逐步向全市推廣。

 

　　2019年全球的碳市場呈現多層次廣覆蓋的局面。多層次包括多個主權國家的歐盟碳市場，哈薩克斯坦、墨西哥、新西蘭、韓國和瑞士等5個國家級碳市場，16個區域碳市場和7個城市級碳市場等。廣覆蓋指現有碳市場覆蓋了全球42%的GDP、1/6的人口以及9%的溫室氣體排放。從全球主要碳市場的碳價格趨勢看，價格短期震蕩明顯，2017年以來，歐盟碳價改革后走出低谷一路上揚，韓國、新西蘭、加州-魁北克碳價自開市以來一路走強，RGGI（區域碳污染減排計劃）和中國試點碳市場則有漲有跌。

 

　　目前中國已有九個試點碳市場，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湖北、重慶、廣東、深圳、福建和四川。2019年，8個區域二級市場線上線下共計成交碳配額現貨8666.8萬噸（四川暫無配額交易）。其中，廣東市場配額累計成交量最高，成交4538.4萬噸，占比超過各市場當年總成交的50%；其次為深圳市場，配額累計成交1457.7萬噸，約占總成交的20%；湖北、北京、上海市場配額成交量接近，分別為780.1萬噸、705.2萬噸、682.8萬噸，分別約占總成交的8%；福建、天津、重慶市場總成交量較小，分別為340.5萬噸、113.1萬噸、48.9萬噸，共計占比6%左右。總體上，2019年各市場配額交易總量較2018年增長了11%。其中廣東、重慶市場交易量漲幅明顯，分別上漲了60%和88%；上海、福建市場交易量略有上漲，漲幅在15%左右；深圳、北京、湖北、天津市場交易量則出現下滑，其中天津、湖北市場降幅超過30%，北京、深圳市場降幅在20%左右。2019年，中國各區域碳市場的配額公開交易成交均價不一，其中北京市場成交均價最高，達78.8元/噸，依次是上海40.5元/噸，湖北32.1元/噸，廣東23.1元/噸，福建16.3元/噸，深圳13.7元/噸，天津13.6元/噸，重慶市場成交均價最低，為9.7元/噸。

 

　　2019年，我國支持綠色金融發展的財政政策不斷優化，整體的支持力度進一步加大，涵蓋的領域和范圍不斷拓寬。財政部共安排了250億元中央財政專項資金用于大氣污染防治，190億元用于水污染防治，50億元用于土壤污染防治。同時，財政部安排了152億元資金用于冬季取暖試點地區的取暖改造，41.84億元用于農村環境整治專項資金，811億元用于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2019年，我國節能環保產業總產值占GDP比重8.98%，比2018年提高了0.87%。國家財政在節能環保領域的財政支出為7444億元，比2018年的6297.61億元同比增加18.2%。

 

　　（二）各綠色金融試驗區立足當地資源稟賦逐漸形成不同特色的發展和創新模式

 

　　2019年至2020年，全國各綠色金融試驗區也從綠色金融供給與需求兩端共同發力，系統推進了綠色金融發展。

 

　　各試驗區的綠色金融事業部及專營機構增長迅速，截至2020年6月末，全國各綠色金融試驗區綠色金融事業部或專營機構總數達215家，較2019年增加了30家。浙江衢州和浙江湖州數量領先，分別為65家和39家。綠色信貸規模逐漸擴大，綠色信貸余額占比不斷提升。綠色信貸余額占比最高的試驗區是哈密，占比34.02%。綠色信貸質量較好，各試驗區綠色信貸不良率均低于1%，低于全國貸款不良率平均水平2.10%。而且試驗區結合自身資源稟賦，從政策支撐、組織架構、產品創新等等多個方面創新。截至2020年6月末，各試驗區創新模式總量達279個，其中，廣東廣州、貴州貴安新區分別為117個和62個。

 

　　相對于傳統市場項目，很多綠色項目是從原來的財政支持轉型為市場支持的生態環境公共物品，具有一次性投資巨大、還款期長、利潤較低的特點，但同時也有市場風險低收益穩定的優點。傳統的融資工具無法很好地發揮綠色項目未來收益穩定的融資優勢，無法避開抵押擔保和債務增加較大等融資劣勢。為了更好地發揮綠色項目的融資優勢，避開綠色項目的融資劣勢，國際領先銀行專門開發出了綠色項目融資、綠色資產證券化等融資工具，以支持綠色項目獲得更多的綠色資金。截至2020年6月末，全國各綠色金融試驗區一共開展了36單綠色資產證券化項目,金額總計129.93億元。其中，廣東廣州開展了16單，100億元；貴安新區開展了13單，3.52億元。

 

　　各綠色金融試驗區綠色債券類型不斷豐富，涵蓋企業債、公司債、金融債、政府債和中期票據等多種類型。廣東廣州金額為590億元、綠債占比72.96%；贛江新區158億元、綠債占比81.44%。綠色股權市場活躍，綠色股權融資形式不斷完善。截至2020年6月，各試驗區綠色股權融資共計5637.75億元，比2019年增加757.04億元。綠色產業投資基金資金來源不斷拓寬，截至2020年6月末，廣州市政府投資基金實際到賬688.43億元。貴安新區綠色基金實際到賬335.37億元。

 

　　各綠色金融試驗區積極開展碳市場、環境權益交易，市場規模不斷擴大。試驗區探索建立排污權、水權和用能權等環境權益交易市場，2019年交易總額達37.126億元。廣東廣州交易額居全國首位，為30.79億元，浙江湖州、貴州貴安新區分別位于二、三名，環境權益交易市場成交總額分別3.07億元和1.2億元。

 

　　各綠色金融試驗區對財政獎補和稅收減免規模不斷擴大。隨著國家級綠色金融改革試驗區工作的推進，各試驗區財政部門努力通過財政獎補和稅收減免等方式對綠色金融提供財政支持。其中，位于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廣東廣州財政支持力度最大，稅收優惠888.67億元；浙江衢州和浙江湖州分居二、三位，其中浙江衢州的稅收優惠為298.43億元，浙江湖州的稅收優惠為263.53億元。

 

　　試驗區積極推進政府引導基金工作，建成了以政府產業基金為引導的基金體系，積極投資綠色產業，引導資金充分發揮財政資金杠桿放大效應，增加對綠色項目投資資本供給。政府引導基金資金實際到位情況，廣東廣州位列第一位，為225.14億元，貴州貴安新區和新疆昌吉位列第二、三位，分別為102.654億元和73.7億元。各試驗區政府還建立綠色金融風險分擔補償機制，完善風險補償制度，以促進綠色金融發展。截至2020年6月底，各試驗區政府實際風險分擔總額達9.159億元。

 

　　各試驗區還建立了綠色金融風險防控機制。例如，湖州市開展了金融機構環境風險壓力測試：中美貿易摩擦壓力測試；紡織行業壓力測試等。廣州市依托廣東省地方金融風險監測平臺，建立了實時高效的綠色金融風險監測及管理信息系統。

 

　　綠色金融試驗區在摸索中走過了三年的風風雨雨，形成了一定共識。各綠色金融試驗區建設中，都在組織與保障、綠色金融市場與產品建設、綠色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取得了重要進展。但通過三年的摸索，也日益與區域經濟特點和資源稟賦相結合，做出了自己的特色。例如廣州以綠色金融供給端為特色和貴安新區以綠色金融需求端為特色的綠色金融中心創建；湖州的綠色保險特色產品創新和地方綠色銀行體系創新；衢州的綠色貸款專項統計信息管理體系、個人銀行碳賬戶體系、地方法人機構綠色銀行體系標準等；贛江新區的綠色市政債、“氣象+價格”綜合收益保險等；新疆三大試驗區與絲綢之路相結合的綠色金融發展路徑；蘭州新區以綠色化工+綠色金融為特色的綠色金融發展路徑等。

 

　　（三）綠色金融仍然沒有扭轉資金缺口逐年增大的趨勢，2019年新增綠色資金缺口0.618萬億元

 

　　但我們仍然需要看到，中國綠色資金缺口仍然是巨大的，而且仍然還沒有扭轉資金缺口增大的趨勢。根據人民大學綠色金融團隊的核算，2019年新增綠色金融資金需求為2.048萬億元，但2019年新增綠色資金供給只有1.43萬億元，2019年新增綠色金融資金缺口0.618萬億元。所以，綠色金融資金缺口仍然是增大趨勢。隨著綠色經濟復蘇的需求以及按照相關生態環境治理和綠色經濟發展目標需求，2020年綠色金融資金需求量將增加到2.26萬億元，主要包括：新能源汽車5312億元，清潔可再生能源和生物質能5183億元，節水和水處理2003億元，碳匯工程1352億元，工業廢氣治理1107億元等。所以，2020年綠色金融任務更加艱巨。

 

　　待解問題

 

　　（一）亟須盡快制定統一的綠色金融標準，并持續維護、更新和完善

 

　　我們必須認識到，綠色金融是實現綠色發展的工具，而不是目標本身。我國目前推行綠色金融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將綠色金融真正與綠色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相掛鉤。要將綠色金融納入綠色發展內部，使其成為綠色發展的內生驅動力，核心抓手就是建立可以真實反映綠色發展需求的綠色金融標準體系。標準體系必須公開透明清晰，接受公眾監督，詳細可執行，使企業可以比較清晰地分辨出哪些是綠色金融支持的綠色項目和綠色技術。如果不能公開或清晰地識別資金流向的標準，就難以將我國的綠色金融引導到高質量發展的軌道上。我國是在生態環境資源定價還不太明晰的情況下推行綠色金融的，實質上是通過央行等部門的綠色金融政策對綠色技術、綠色項目進行一定市場補償和定價。如果綠色金融標準是模糊的，就會導致綠色金融無法很好地服務于綠色發展和生態環境治理。

 

　　綠色金融和非綠色金融最重要的區別是投資對象是否具有生態環保效益。綠色金融資金是否能夠真正投入到綠色發展和生態環境治理中，不僅是維護綠色金融純潔性和可持續性的需求，也是國家綠色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及治理的急迫需求。目前，我國的綠色技術、綠色項目、綠色產業已經因為資金嚴重不足而陷入困境，生態環境治理資金缺口巨大，急需大量資金投入，如果沒有公開透明清晰的綠色金融標準，就很難引導央行運用政策工具撬動的金融機構資金真正投入到生態環境保護和治理中。

 

　　綠色金融標準不僅需要公開透明，還必須要定期維護更新，因為綠色技術在不斷發展，綠色產業標準也在不斷變化中。例如，垃圾處理項目，在2017年，只要是垃圾處理項目，無論是垃圾填埋還是垃圾焚燒等，都可以歸類為綠色項目。到2018年，在垃圾填埋方面，只有建立了滲漏防護的垃圾填埋項目，才能歸類為綠色項目，如果沒有建立滲漏防護，填埋的垃圾就有可能滲漏污染地下水，反而成為地下水污染的潛在危險因素。到2020年8月，國家發改委、住建部、生態環境部又聯合印發了《城鎮生活垃圾分類和處理設施補短板強弱項實施方案》，該方案指出：垃圾處理以焚燒為主，2023年基本實現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原則上地級以上城市以及具備焚燒處理能力的縣（市、區），不再新建原生生活垃圾填埋場。按照這個實施方案，大部分垃圾填埋項目就不能再歸類為綠色項目。例如，2019年2月，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機關事務管理部、國家能源局三部門聯合印發了《關于加強綠色數據中心建設的指導意見》，指出綠色數據中心的核心指標值是PUE1.4以下。按照這個指導意見，PUE值低于1.4以下的綠色大數據中心就應該納入綠色金融支持范疇。

 

　　因此，隨著綠色技術的不斷升級，綠色金融支持的目錄也應當不斷更新。只有我們不斷完善和維護綠色金融標準，才能實現綠色資金與綠色技術、綠色產業的精準對接。

 

　　（二）亟須加強綠色項目設計包裝環節

 

　　綠色金融是金融而不是財政，所以項目的還款來源必須穩定清晰。很多綠色項目之所以找不到資金，一是因為信息不對稱；二是因為綠色項目沒有設計包裝。很多綠色項目原來是由財政供給，因此只有設計合理的收費機制，才能由財政供給轉向金融供給。從財政支持轉化為金融供給最核心的要素是付費機制的轉化，以前是通過國家稅收收費，如何通過綠色項目設計轉化為市場收費是關鍵。例如污水處理費就是通過包含在水費中一起征收，然后再轉給污水處理公司，來解決公共物品的付費問題。付費機制的設計原則是根據物質平衡原理，居民購買了多少水使用，就會等量排放多少廢水。當綠色項目設計包裝好，收益可以達到金融機構的最低門檻，綠色金融政策就可以推動金融機構為這些生態環保項目融資。

 

　　目前，從全球來看，有越來越多的綠色項目正從財政供給轉化為金融供給，其中最關鍵的轉化環節就是收費機制的設計和市場化運作機制的包裝。例如生物多樣性，以前一直是財政供給，從2019年也開始嘗試向金融供給和市場化運作的轉型。世界各國都創新出各種收費機制和市場化運作模式，并互相進行交流和討論。而生態環境治理中市場化最成熟的板塊城市污水治理，最初也還是財政供給，是經過了18年的付費機制設計和市場化運作嘗試，其市場化運作和金融供給模式才逐漸穩定和成熟。目前城市生活污水處理板塊，收益率可以達到9%左右，工業污水處理板塊可以達到15%以上。因為市場化運作，刺激了承擔運營的企業努力提高污水處理效率，降低污水處理成本，因地制宜地開發出各種降低成本的項目設計和運營模式。例如，在一些土地特別緊張的城市，推出了地下污水處理廠和地上綠地公園的聯動設計等，以降低土地占用成本。

 

　　（三）亟須建立專門的綠色金融技術部門，負責設計、評估綠色項目，并定期公開發布，促進其與金融機構的對接

 

　　綠色金融目前出現了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一方面綠色資金找不到合適的綠色項目；另一方面，大量的綠色項目嚴重缺乏綠色資金的支持。這是因為很多綠色項目還沒有經過設計包裝，收費機制和市場化運作模式還有待完善，所以無法滿足金融機構的融資條件。原則上，所有財政支持的綠色項目都是可以通過付費機制的重新設計轉化為金融支持的項目，因為財政供給和金融支持，其本質區別就是付費機制的差異。但付費機制的設計不僅是綠色金融技術問題，還是各方利益協調問題，因此，必須在政府層面設立綠色金融的專門機構，根據國家和區域的綠色發展需求，協調各方利益，設計出合適的綠色項目市場化付費機制以及各種資源的資本化方案，并定期向金融機構發布和對接。

 

　　（四）亟須制定更多激勵綠色股權融資的政策，以解決綠色債權融資與綠色股權融資不匹配的問題

 

　　在中國綠色金融發展中，存在股權融資和債權融資不匹配的問題。目前中國綠色融資余額已經超過了10萬億元，但其中的95%是來自綠色信貸，2%是來自綠色債券，這兩項綠色債權融資占整個綠色融資余額的97%。來自綠色證券和綠色基金的綠色股權融資占比僅為3%。而且綠色債權融資和綠色股權融資資金增長的激勵也來自不同層級的政府。綠色債權融資占比最大的是綠色信貸，占綠色融資余額的95%以上，主要是來自央行三大政策工具的激勵，包括將綠色金融指標納入宏觀審慎評估體系、綠色金融債的單獨審批制度、將綠色金融也納入再貸款支持等。來自中央政府層面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動。而綠色股權市場，中央政府層面的政策激勵效果還沒有顯著顯現出來，主要來自地方政府的綠色政府引導基金的推動。建議出臺更多激勵綠色股權融資的政策，使綠色債權融資與綠色股權融資相匹配。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生態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環境學院環境經濟與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