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金融的角度來講，碳市場本身也是一個金融市場，需要資金的轉換和風險管理，發展有關的金融衍生產品。”11月25日，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在“《財經》年會2021：預測與戰略”上表示。

周小川談實現“碳中和”排放目標：碳市場本身也是金融市場，可發展有關的金融衍生產品

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

 

為了如期實現中國碳中和的排放目標，周小川表示，首先應當明確實現碳排放的依靠機制，即是計劃體制還是激勵機制。他進一步指出，依照過去經驗，“光依靠過去傳統的任務分解方式恐怕是不夠用的，缺乏激勵機制往往造成任務得不到落實”，要更大力度的發展和利用碳市場。

 

事實上，關于二氧化碳減排的激勵機制，國際上也有不同的主張，主要是在于究竟采用碳稅，還是更多的依靠碳排放市場。談到兩者區別，周小川稱，碳稅往往集中在財政手里，而財政將其進行最優配置，并把這些錢用于碳減排、發展新能源、創新碳吸收等環節，是并不容易的事情。

 

對比之下，周小川表示，金融市場比較容易和碳市場銜接，“應該說只有利用金融市場才能把這件事情做好。”

 

周小川表示，利用碳市場緊接著就會出現相應的投資金融產品，首先是一個跨期的金融交易會跟隨進來，其中主要的產品就是要用未來的碳配額收入，以及未來的碳配額的期貨價格，通過金融市場轉變成當前的投資，即用未來的碳減排或碳沉降所能達到的收入支持當期的投資。

 

同時，在投資和投資見到最終效果這個期間，會有很多風險，而風險管理也主要是依靠金融市場，金融市場比較容易和碳市場銜接。

 

回看國內，要實現碳中和的這一偉大任務，還要為眾多的參與者提供可測算、可做計劃的參數。這就意味著，國民經濟中可能有相當一部分行業和機構、企業都需要參與進來。

 

周小川舉例稱，能源行業特別是發電行業，必須大幅提高電力能源的比重，要全面擺脫化石能源。而交通運輸業及一些中等排放量的行業和機構也要覆蓋到。

 

應當看到，在實現碳中和排放目標的后半期，需要將更多的注意力轉移到以碳捕獲、碳沉降、碳吸收方面。這是因為，真正在全部生產和生活過程中把化石能源和其它一些碳排放完全降到零是非常困難的，也就是說，那些難以降到零的碳排放，未來可能需要指望著碳吸收、碳沉降等技術來中和掉。

 

因此，在前半期著重發展可再生能源和其它碳減排，到了后半期，可能要把更多的注意力要放在碳捕獲和碳沉降上，這樣才可能在2060年實現凈額為零的碳中和。

 

值得一提的是，當前中國部分地區已經建立了碳市場，同時也進行了碳排放的交易，并產生了交易價格。這些碳市場跟未來全國的大市場的關系，也需要探討。如果各個市場設計的不一樣，總量封頂的依據不一致，中間又沒有聯通機制的話，那么所形成的碳排放價格可能就是不一樣的，這就不利于整個工作的推進，要想辦法把這些市場進行聯通。

 

此外，周小川還就跨國領域的排放問題提出看法。他認為，我們應該在全球碳收入支出方面有適度的多邊管理能力，使得跨國界的碳排放或者有爭議的碳排放能夠通過多邊治理機構和它所建立機制來加以解決，這些收入最終應該100%地用于碳減排、發展新能源或者碳沉降。

 

以下為周小川發言實錄：

 

各位來賓，早上好！很高興受邀再次參加《財經》年會，并預祝《財經》年會取得圓滿成功！

 

2020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大會上做了重要發言，并代表中國做出了承諾，提出努力爭取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目標，習主席還多次論述強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扭轉了持續多年將發展與氣候變化對立起來的思維。我十幾年前曾經在《財經》年會上講過碳捕獲的問題，前不久我剛參加了G30關于實現凈零碳排放的報告發布會，我們用的詞匯是碳中和，G30用的是凈零排放，意思是一樣的。中國要如期實現碳中和任務艱巨，面臨很多挑戰，需要做很多工作，這就需要我們做好規劃，建好機制，在這方面培養人才等等，根據我國的現狀和未來的目標，我們需要做哪些方面的研究，做好預案，做好落實呢？在這里，我著重講五個方面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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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我們主要依靠什么機制去實現碳減排，碳中和，這個問題在中國十多年前就有過爭論，爭論的是主要依靠行政性任務分解還是主要依靠價格激勵，按照計劃經濟的傳統辦法，可以將碳排放的任務進行分解，下達給各省市，要求他們實現碳排放達標，并對他們如何落實，落實與否進行監督檢查。另一條路徑，主要依靠價格激勵機制，依靠碳稅或碳市場的碳排放配額價格提供激勵機制加以實現，這就是以市場手段為主。當然，兩者也可以適當相結合，但必須明確其中的配合關系。

 

當前，我們首先要認識到此項任務的艱巨性，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表面上看還有40年，實際上任務是相當艱巨的，回顧已有的實踐，即使是對碳排放非常積極的歐洲，他們在40年中能做到什么樣的減排都是有數字可查的，這也可以說明我們任務的艱巨性。另外，實現這項任務需要大量的投資，而投資是需要周期才能看到結果的。同時，對中國來說還有個基數的問題，現在中國的碳排放在全球的比重接近30%，特別是我們的單位能耗和單位碳排放，也就是從每產生一個單位的GDP所產生二氧化碳的量來講，基數還是很高的，因此，對我們來講，這個任務顯得更加堅決，更加繁重。當然，我們也要看到樂觀的方面，也就是技術在不斷創新，有些技術逐漸成熟化，不過要把這些技術投入應用，也需要大量的投資。

 

過去計劃經濟的教訓是靠造計劃的大本子，分別推行，但是單靠任務不去或者少去考慮對經濟實體的積極性，不靠激勵機制，很多分解的任務最后看起來是完不成的，或者不現實的，這些教訓讓我們看到，光依靠傳統的任務分解方式恐怕是不夠的，缺乏激勵機制往往造成任務得不到落實。與此同時，靠任務分解將任務分發下去，最后報上來的數字經常是不真實的，所以這方面，我們在舊體制下有過很多體會。

 

此外，從任務分解和監督檢查來看，二氧化碳排放與其他許多經濟任務相比，它的難點就是度量和檢查上困難更大，因此在“十四五”規劃建議中，已經寫明了要更大力度的發展和運用碳市場。要實現碳市場的合理價格，首先要有總量，總量要封頂，在封頂的情況下，對碳配額進行交易，這樣才能有價格形成的規律性。目前，中國未來若干年的碳排放總來還未逐年確定，涉及到今后40年內總量到底如何確定、如何計算的。由目前過渡到某一個具體的目標每年份，總體上是逐步加以控制，可以是線性安排的，或者是先松后緊，或者現金后松的。總體而言，我們這項工作還是有所滯后的，這與多年前思路上存在的偏差有一定的關系，在大約10年以前，很多人的認識都是碳排放會影響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因此，中國當時認可的減排任務強調按比例，也就是按GDP增長的比例承諾比例性排放指標，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是提出總量指標的，認為總量指標模糊一些為好，這是過去歷史形成的缺陷。

 

定了總量指標以后，在對這個總量進行分配的時候，可能在前期要照顧到當前的生產和工藝路線，可能最開始有一部分免費配額分配，隨后逐年減少免費，這是一個過渡過程，這個過程過渡的設計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它必須是一個可信的過渡過程。中國提出，2030年以前達到碳排放的峰值，我們可以設想，這是有條件實現的，而且應該往前趕，并且有條件往前趕，否則我們后30年的任務可能就太重了。大家知道，在中國也有一些地方和有一些機構很早就有積極性發展碳市場，所以他們已經在中國的若干地方，比如天津、廣州，建立了一定規模的碳市場，同時也進行了碳排放的交易，并產生了交易價格。這些碳市場跟未來全國的大市場究竟是什么樣的關系？也是需要探討的。如果各個市場設計的不一樣，總量封頂的依據不一致，中間又沒有連通機制所形成的碳排放的價格有可能不一樣，不利于整個工作的推進，所以要想辦法把這些市場進行連通。

 

總之，我們要高度重視激勵機制，也就是碳排放配額的價格或者是碳排放的稅率，同時在這方面有明確的價格形成機制和計算規范，并設定好如何通過市場將各項工作落到實處。

 

第二，要為眾多的參與者提供可測算、可做計劃的參數，為了完成這樣艱巨的任務，國民經濟中可能有相當一部分行業和機構、企業都需要參與進來，一開始我們肯定是先抓大頭，所謂抓大頭就是抓能源行業，特別是發電，必須大幅度提高電力能源的比重，同時在發電中要全面擺脫化石能源。此外，大家也必然關心交通，交通也是一個相對比較大的頭，未來汽車怎么樣，飛機怎么樣，海運船只怎么樣。在此基礎上，要真正實現2060年碳中和恐怕還會涉及到更多中等排放量的行業和機構，比如建筑材料，如果鋼筋水泥用得多，生產用的能耗就會比較大，比如建筑物的保溫問題，因此對這些要詳細測算，要測算要有參數，要有權威機構給出這些參數，讓所有涉及到碳排放的機構能夠做到可測算、可計劃，才能更好的實現目標。

 

此外，對于碳捕獲和碳匯，也需要有權威的機構給出相關的參數，因為減排或者吸收的量是可以直接在市場上出售，并且獲得收入的。當然這類權威機構也不見得是政府機構，有些專業性的咨詢和評估機構也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所以說，現在還有很多機構和行業目前并不清楚他們應該用什么樣的參數和度量方法進行計算，多數的參數并不是在空氣中實測二氧化碳來度量的，而是從生產方式、工藝路線、產出投入比方面計算出來的。只有有了這樣參數才有配額的數量和配額的增量，這樣碳交易才能產生合理、穩定、可預期的價格。

 

第三，在實現碳中和的后半期，我們更多的注意力轉移到碳捕獲、碳吸收方面，清華大學能源與經濟研究所有一個報告，測算了中國到2060年的能源結構，應該說這個能源結構的變化是非常雄心勃勃的，是需要花費巨大能力才能實現的。根據他們的測算，從2019年到2060年，化石能源在能源中的占比從85%降到13%，核能也從2%上升到19%，可再生能源從5%上升到53%，這個變化是非常大的，會需要大量的投資。所以，動員投資和投資配置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但是，我們從中也看到，即便到了2060年，按照他們的測算，化石能源還會占到13%，其中煤炭要減的多一點，天然氣和石油還留有一定的比例。當然這個測算準不準，大家可以討論，總而言之，真正在全部生產和生活過程中把化石能源和其他一些碳排放完全降到零，將是非常困難的。也就是說，那些難以降到零的碳排放，未來可能需要指望著碳吸收、碳沉降的技術中和掉。因為我們在前段著重發展可再生能源和其他碳排放，到了后半期，我們需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碳捕獲和碳沉降上，這樣才能在2060年實現凈額為零的碳中和。

 

此外，還要考慮一個很大的可能性，就是全球氣候變暖加快，現在上升的速度比預期的要快，有可能已經超過我們原來兩攝氏度線性安排的進度。對于已經排放出去的二氧化碳和正在加快的全球變暖，主要依靠新的科學技術新的投資產生的碳沉降機制，把一部分已經放出去的二氧化碳吸收回來，這方面需要很多創新。

 

許多年前，我在《財經》年會上提出了二氧化碳排放的問題，同時也呼吁重視CCS技術進行碳鋪或和存儲技術，當時主要的考慮是中國對煤炭的依賴比例實在非常高，如繼續使用一定量的煤炭發電，就要對電場排放的碳進行捕獲，這是一項非常值得關注的技術。

 

關于綠化和種樹的問題也需要把參數搞清楚，把計算搞清楚，要弄清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吸收多少大氣中的二氧化碳，目前各種說法不一，也就是各種參數并不統一，或許這需要非常大面積的進行綠化種樹，這當中還涉及到樹種密度等一系列問題，因此還需要其他方面的創新技術。或許會有很多我們未來所指望的技術現在還沒有出現或者沒有成熟，在工藝上也沒有進入使用，包括有一些人關注的生物科學方面的方法，比如一些藻類生物，是否具有特別強的二氧化碳吸收能力等等，因此，要依靠創新，而創新又帶來很多管理上和投融資上的問題，其中也依靠很多測算的工作，需要給出預估的時效。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更需要加大對創新的激勵，這些激勵機制也是投資評估和回收的主要參數。

 

此外，從全球氣候變化的角度來看，我們還需要關注其他排放氣體，特別是甲烷，也涉及到管理的問題激勵機制的問題。

 

第四，碳稅與碳市場的選擇，關于二氧化碳排放的激勵機制，國際上也有不同的主張，主要在于究竟采用碳稅還是更多的依靠碳排放市場。碳稅可能更簡單一些，但是也有一個碳稅往往集中在財政手里，而財政能否將其進行最優配置，能否用這筆錢發展新能源等，要真正做好也是很不容易的，從國家層面來看，集中這些決策往往會遇到官僚主義，預算上也需要層層審批，對支持創新性的探索要得到非常及時有效的財力支持往往不是那么容易。

 

另外一個問題在于，當前許多國家財政面臨著高債務、高赤字，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機和新冠疫情之后，赤字和債務已經非常高，在這種情況下，碳稅所提供的資金是否能夠全部用于碳減排碳吸收等環節，是要打個問號的。我們看到，在財政空間十分緊張的情況下，西方國家過去已經承諾的一些支出和撥款，包括前言發展計劃、綠色發展計劃等等都沒有兌現，不管從哪里來的收入，都有可能被用于平衡預算、彌補赤字，這些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必須明確把碳稅定義為目的稅，也就是其收入必須用于特定的目的的支出，即明確規定這個收入只能用于碳減排，即便這么定了，實踐中也會發生困難或走樣。

 

此外，還要考慮到世界上有上百個主權國家，稅收是各國自己主權內的事務，稅基怎么定的，稅率是多少，國際上也很難進行協調，難以確定一致的做法，使碳稅能夠得到充分落實，碳稅的稅率 能夠合理。因此，各國之間激勵機制的內容往往是不一樣的。與碳稅相比，如果利用碳市場交易可以對解決這些問題有很大的幫助，同時，即便采用碳稅，碳稅的稅率也應該參照碳市場所形成的價格，從金融的角度來講，碳市場本身也是一個金融市場，需要資金的轉換和風險管理，會發展有關的金融衍生產品，利用碳市場緊接著就會出現相應的投資金融產品，首先是一個跨期的金融交易會跟隨進來，其中主要的產品就是要用未來的碳配額收入，以及未來的碳配額的期貨價格，通過金融市場轉變成當前的投資，即用未來的碳減排或碳沉降所能達到的收入支持當期的投資。

 

目前在投資和投資見到最終效果時期會有很多風險，需要利用衍生品市場管理全過程的風險，這種跨期的投資周期相當長，存在各種不確定性，要把各種因素之間的關系處理好，又需要風險感覺的工具和技能，風險管理主要依靠金融市場，金融市場比較容易和碳市場銜接，應該說只有利用金融市場才能把這件事情做好，因此，我們從多個角度對碳市場和碳稅進行比較，這涉及到政策選擇和公共管理的問題，這兩種方法也可以進行相結合，我認為可能的結合點，就是把一些最基本的，比較確定的，風險比較小的投資科目，比如某些可再生能源的科目，依靠碳稅所支持的政府投資完成，碳稅的稅率參照碳市場的價格，這樣不會在碳減排方面給市場造成不一致的信號和不一致的價格。

 

除了這些保基本的項目外，其他大量的在碳排放和減排之間的平衡，最好依靠碳市場解決，碳市場及其金融功能對比較多的跨期業務，不確定性和風險管理有著明顯的長處。

 

第五，關于跨國界領域的排放問題，最近G30的發布會上討論到這個問題，二氧化碳升到空中以后，理論上已經分不清國界了，但從目前全球治理仍然是以國家為主體的結構來看，只有要求各個國家控制好自己的碳排放，這樣全球才能實現碳中和，還需要看到存在一些明顯的超越國界的碳排放，特別典型的是國際航線的飛機，國際貿易的海運，雖然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并不是太大，但是未來要實現全球碳中和，這也必須要考慮的內容，如果這樣的問題始終談不攏，將成為全球共識和開展合作的負面因素，從而它也考驗我們全球治理能力和治理智慧。

 

大家也知道，歐盟曾經提出要求，從歐盟進出港的國際航線的飛機，應該繳納碳稅或者購買碳配額，但遇到了世界上很多國家的抵制，我個人覺得，隨著全球氣候變暖和全球覺悟的提高，大家可能不會抵制征收碳稅或購買碳配額所帶來的成本，但是所能征收的碳稅或購買碳配額的錢交給誰，交給哪個國家，由誰支配，可能會在很多國家之間產生爭議，大家都有動機來競爭這些收入，這與全球性互聯網的數字性問題有一定的相似性，很容易在國際間招致爭議和摩擦，對我們全球治理能力也是一種挑戰，考驗我們的治理能力，也需要我們在管理上進行創新。

 

可以設想，我們應該在全球碳收入支出方面有適度的多邊管理能力，使得跨國界的碳排放或者有爭議的碳排放，能夠通過多邊治理機構和它所建立的機制加以解決，這些收入最終應該百分之百用于碳減排，發展新能源或者碳沉降。

 

以上就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想法，希望大家在這方面也能夠進行更多的研究、分析、論證和機制設計，并注意培養更多的年輕人才，使中國所承諾的碳減排目標能夠成功實現，使得全球氣候變化的控制能夠取得成效。

 

謝謝大家！我再次預祝《財經》年會取得圓滿成功，謝謝。“《財經》年會2021：預測與戰略”由《財經》雜志、財經網、《財經》智庫聯合主辦，于11月25日-27日在北京舉行。

 

（嘉賓觀點據現場發言整理，未經發言人本人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