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碳匯漁業”到“藍色糧倉”:組織機制
海水養殖既要增產增值,保護國家糧食安全,又要減排固碳,承擔大國責任,這顯然需要政府層面統籌資金、人力和技術,以集約化的方式擴大和深化這一努力。經過多年的探索與實踐,目前證明效率最高的組織形式當屬“海洋牧場”,即利用不斷發展的海洋技術,在可持續性發展的新型生態理念支持下,由人工主宰海洋生物資源的生產,使之大幅度增產,如同在陸地發展農牧業一樣,使傳統的“采捕型”漁業向著人工控制管理的“增殖型”漁業轉變。這種大型生態型海水養殖模式有利于改善目前各地小規模養殖產生的片面追求經濟效益,忽視環境后果的狀況。
根據全國漁業漁政管理局網站已公布的信息,截至2018年底,全國已建成海洋牧場233個,其中國家級海洋牧場示范區86個,投放魚礁超過6094萬空立方米。據
專家測算,每年可產生直接經濟效益319億元;通過貝藻類增殖養殖,年可固碳19.4萬噸、消氮1.7萬噸、減磷1690噸,生態效益超過600億元。2017年10月31日農業部頒布了《國家級海洋牧場示范區建設規劃(2017-2025年)》,其前言指出“受環境污染、工程建設以及過度捕撈等諸多因素影響,我國近海漁業資源嚴重衰退、水域生態環境日益惡化、水域荒漠化日趨明顯,嚴重影響了我國海洋生物資源保護和可持續利用。海洋牧場建設作為解決海洋漁業資源可持續利用和生態環境保護矛盾的金鑰匙,是轉變海洋漁業發展方式的重要探索,也是促進海洋經濟發展和海洋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舉措。”規劃到2025年在全國完成建設178個國家級海洋牧場示范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國內漁業界是從美國、日本、韓國海洋牧場建設的經濟效益中看到海洋牧場的重要價值,因此從上世紀末以來,學界的關注點始終在技術和經濟效益層面,對海洋牧場的固碳效應基本沒有提及。例如楊金龍在國內海洋牧場剛剛開始規劃時指出,這是新技術基礎上的海洋漁業轉型;僅僅數年前,王恩辰和韓立民提出以物流網為基礎的“智慧型海洋牧場”,但落腳點仍然是應用大數據等海洋技術提升海洋牧場的生產管控,從而降低風險,增加經濟效益;于會娟等學者在國內海洋牧場發展已初具規模時,開始關注海洋牧場的功能化和差異化發展,提出5個基本分類:漁業增養殖型、生態修復型、休閑觀光型、種質保護型、綜合型,仍然沒有將碳匯的概念融入進來。從長遠來看,固碳目標和藍色糧倉戰略結合的最佳形式仍然要走集約型與規模化的海洋牧場路徑。
2011年7月11日,舟山市東極新型海洋牧場示范區暨碳匯漁業實驗區揭牌成立,距離唐啟升院士提出碳匯漁業概念不到一年。東極海洋牧場以廟子湖島為中心建成了2個區,其中東側A區為牧場建設示范區,面積為30hm 2;西側B區為碳匯漁業試驗區,面積為20hm 2。A區投放了魚貝藻復合礁、魚類礁、人工海藻礁和烏賊增殖礁等8類礁體,進行增殖放流和大型藻類移植;B區主要進行厚殼貽貝筏式養殖。梁君等學者對該貽貝養殖區可移出碳匯能力進行了評估,發現與其他生態系統相比,東極海洋牧場的貽貝養殖固碳速率為水庫的1.36倍,濱海濕地植被的1.55倍,紅樹林濕地的3.36倍,全國天然林的3.88倍。經過5年的運營并進行效果跟蹤調查,發現牧場區生態環境良好,漁業資源增殖放流效果明顯,最終建成了集礁體投放、增殖放流、海藻移植、碳匯漁業及科學管理等多功能于一體的,島海一體化的島礁型海洋牧場模式。當下業界需要探索的是,強調生態養殖的“碳匯漁業”如何獲得良好的經濟回報,使海洋牧場有利可圖,吸引民間資本,而不是單純依靠政府財政補貼。財政資金的作用在于初期引導,在孵化完成后應該撤出,讓海洋牧場獨立自主運作并取得經濟和固碳雙成功。 夲呅內傛萊源亍:ф啯碳*排*放^鮫*易-網 τā ńpāīfāńɡ.cō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