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碳匯漁業”到“藍色糧倉”:技術機制
“碳匯漁業”是落實“藍色糧倉”戰略的重要保證,需要養殖等相關技術革新的支持。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養殖品種的選擇。就目前的技術而言,成熟而且早已實現產業化生產的是貝類和藻類養殖。它們產量高,產量穩定,通過光合作用或大量濾食浮游生物,從海水中吸收碳。大型海藻的筏式養殖目前已經有比較先進穩定的技術, 而且養殖范圍可以拓展到離岸深水區。
據唐啟升院士的研究數據,1999-2008 年間我國通過貝藻類養殖每年從水體中移出的碳量為100萬-137萬t, 平均120萬t, 10年合計移出1204萬t;相當于每年移出CO 2 440萬t, 10 年合計為4415萬t。我國海水貝藻養殖每年對減少大氣CO 2的貢獻相當于義務造林50多萬hm 2,10年合計造林500多萬hm 2,相當于節省國家造林投入近400億元。然而,不同海域在日照氣溫和水中營養鹽方面存在差異,水中浮游生物種類也有差異,因此不同海域在貝藻類養殖品種的選擇上有所區別,要集中于那些具有良好碳捕獲能力并對當地條件有良好適應性的品種,不能僅考慮產品的市場價值,不加分析地投產養殖品種,造成產量和品質皆不理想。
養殖品種中不僅貝類和藻類有良好的固碳能力,實際上還包括以浮游生物、貝類和藻類為食的魚類、甲殼類和棘皮類等市場價值更高的水產品種,這些水產品種通過食物網機制,在食物鏈的較低層次,大量消耗和使用固碳的浮游生物、貝類和藻類,對其養殖與收獲也等于從海洋中凈移出大量的碳,并有助于消耗市場上消費不了的貝藻產出。
二是養殖品種的科學組合。藻類養殖構成海洋初級生產力,成本低,風險小,產量高,固碳能力與生物能源轉化率高,理論上應該在養殖型碳匯漁業中占比最大,但藻類作為食品難以滿足人民對動物蛋白日益增長的需求和對海產口味提升的期待。相比而言,濾食性貝類殼體固碳能力強,肉味鮮美,在目前的技術條件下,生產風險相對易控,產量穩定,逐步成為海水養殖的重點,名特優品種的養殖技術不斷攀升,目前市場上各種優質生蠔、長竹蟶等水產品比例不斷增加,適應了人民越來越高的消費需求。
在貝藻類養殖基礎上,要考慮濾食魚類、甲殼類和棘皮類等以浮游生物、貝類、藻類為食的海產品的組合養殖,其中以海參代表的棘皮類海產品的經濟價值不斷攀升,這些海珍品的市場價值能保證“碳匯漁業”的可持續性增殖。在了解高附加值海產的不同食性與當地海區的自然條件前提下,形成以貝藻為基礎養殖品種的,多營養層次的綜合養殖(IMTA),以求養殖的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最大化。目前國內已經探索出一些成功的養殖模式,例如榮成俚島海域的“鮑一參一海帶”多營養層次模式、桑溝灣的“藻一鮑一參”循環立體養殖模式以及山東的“魚一貝一藻、鮑一海帶”和“鮑一海帶一刺參”模式,均通過立體多層次海水養殖技術,產生良好經濟效益。三是養殖技術的提升。積極發展新型養殖技術和養殖方式,實現由灘涂和淺海養殖向深海養殖拓展。
海水養殖開發區域目前主要集中于-10米等深線以內的灘涂與淺海,以后需要向-20米、-30米等深線的深水區域推進,緩解近些年我國由于近海養殖空間趨于飽和帶來的養殖壓力。技術方面,今后應加大深水網箱養殖配套設施和材料研究,推廣集約化養殖技術,政府推動建立深水網箱養殖產業示范區。挪威、日本等漁業強國在這些方面有先進經驗,值得借鑒學習。韓立民等學者認為,應該推動我國深水網箱養殖從離岸管理轉向陸基管理或海洋
平臺管理及自動控制系統管理。也許隨著5G 通信技術進步,物聯網建設飛躍發展,深水網箱養殖管理的智能化能為深水養殖產業帶來革命性發展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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