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減緩當作主軸的全球政策路徑沿襲已久。標桿性的《巴黎協(xié)定》亦未能從根本上重塑減緩與適應的平衡關系。自巴黎大會以來，一場全球性的碳中和運動應運而生并日益壯大。到本世紀中葉實現(xiàn)碳中和，成為當今世界最為緊迫的一個優(yōu)先目標。相比之下，全球適應行動則呈現(xiàn)差強人意的緩進之勢。究其原因，不外乎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聯(lián)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原本便是瞄準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的這個全球目標而建構的。自從《聯(lián)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將減緩確定為第一支柱、適應為第二支柱以來，這一政策導向逐漸固化。換言之，兩者的不對稱，在全球氣候治理蹣跚起步之初就埋下了“伏筆”。不過，放在當時的時代歷史背景中去考察并不難理解。由于歷史慣性，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不計其數(shù)的節(jié)能減排項目在世界各地遍地開花。相形之下，氣候適應迄今主要還囿于國際一級自上而下的推動和國家層面的有限回應，大規(guī)模的適應行動仍付之闕如。

 

　　關于氣候適應的敘事和話語長久充斥著各種迷思和誤解。比如，“傾力于適應會分散對減緩注意力”的論調(diào)，在國際發(fā)展界和學術界一直頗有市場。美國前副總統(tǒng)阿爾·戈爾在其1992年問世的暢銷書《瀕臨失衡的地球》中就認為，專注于適應可能會破壞緩解氣候變化的努力，因為這代表了“我們有能力及時想辦法上的一種懶惰，一種傲慢的信念”。這個假設伴隨時間的推移雖有所弱化，但一直影響都在。可見，對適應缺乏正確的認知和理解，也致使減排的成效大打折扣。

 

　　適應作為全球性挑戰(zhàn)尚未成為一個普遍共識。長久以來，減緩被公認為是一項全球性挑戰(zhàn)，適應則被解讀為國家或地區(qū)問題，尤其是脆弱國家和社區(qū)面臨的挑戰(zhàn)。適應還時常被貼上發(fā)展中國家問題的標簽，特別是與處于氣候變化前線的最不發(fā)達國家和小島嶼發(fā)展中國家掛鉤。盡管質疑之聲不絕于耳，但減排有望帶來全球益處，適應僅使地方受益的慣性思維依然根深蒂固。這個論調(diào)掩蓋這樣一個不爭的事實，即不論南北抑或貧富，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幸免于氣候變化帶來的不利影響。

 

　　適應之所以處于下風還因為氣候變化引發(fā)災難性后果的滯后性和不確定性。人們總是一廂情愿地將氣候威脅當作遙遠未來的一個威脅，即便各種極端天氣事件變得越發(fā)頻繁，潛在和實際的破壞日趨嚴重。由于林林總總的發(fā)展需求之間的平衡與競爭，國際和各國政策制定者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及時將氣候適應當作亟待解決的一個優(yōu)先事項。因短視或缺乏可持續(xù)性意識，有的決策者不愿意拿出“真金白銀”為未來避免氣候災難或者保障子孫后代的福祉“埋單”。

 

　　氣候適應被淡化的深層次原因還可追溯到全球氣候治理場域中存在的結構性缺陷。眾所周知，最易受氣候變化影響的國家，往往也是最為脆弱的發(fā)展中國家。這些國家在氣候變化第一線掙扎并付出慘痛的代價絕非偶然。再說，在國際氣候舞臺的博弈中，貧弱國家畢竟不占優(yōu)勢，也缺乏充足的話語權。有影響力的發(fā)達國家一直抵制發(fā)展中國家提出的經(jīng)濟賠償要求，至今仍缺乏承擔起氣候融資道義責任的強烈政治意愿。 本+文`內(nèi).容.來.自：中`國`碳`排*放*交*易^網(wǎng) t a np ai fan 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