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4日，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在一次關于氣候變化的演講中痛斥“讓我們走上不可生存世界軌道的空洞承諾”，并警告稱“我們正在快速走向氣候災難”（1）。古特雷斯的聲明雖然嚴厲，但并不新穎。古特雷斯在以前的場合發表過類似的言論，其他公眾人物也發表過類似言論，包括大衛·阿滕伯勒爵士（Sir David Attenborough），他在2018年警告說，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不采取行動可能會導致“我們文明的崩潰”（2）。威廉·里普爾（William J.Ripple）及其同事在他們的文章《2021世界科學家關于氣候緊急情況的警告》（World Scientists’s Warning of a Climate Emergency 2021）中指出，氣候變化可能“對生態系統、社會和經濟造成重大破壞，可能導致地球上大片地區無法居住”（3）。目前，該警告已有來自158個國家的14700多個簽署國。

 

氣候變化的后果可能是可怕的，在某些情況下是災難性的。學者們需要開始討論氣候變化可能導致文明實際崩潰的機制。圖片來源：Flickr/Spencer。

 

由于文明不可能存在于不可居住或不可居住的地方，所有上述警告都可以理解為斷言人類氣候變化可能或多或少地導致文明崩潰（或“氣候崩潰”）。然而，盡管討論了許多不利影響，氣候科學文獻，例如由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評估報告綜合而成，對于氣候變化是否或在何種條件下可能威脅到文明，幾乎沒有什么可說的。盡管對歷史和考古崩潰案例進行了大量的科學研究（4），但關于氣候變化可能導致當前文明崩潰的機制的討論主要集中在記者、哲學家、小說家和電影制作人身上。我們認為這種情況應該改變。

 

在這里，我們呼吁將與氣候崩潰相關的機制和不確定性作為科學研究的一個至關重要的課題。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澄清“文明崩潰”的含義，并解釋它與氣候科學中涉及的主題之間的聯系，例如快速和緩慢發生的極端天氣事件所帶來的風險增加。我們聲稱，這類信息對公眾和決策者都至關重要，對他們來說，氣候崩潰可能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我們的分析建立在最新研究的基礎上，包括Kemp等人的PNAS觀點，該觀點提請人們注意科學探索氣候結果如何影響復雜的社會經濟系統的重要性（5）。我們進一步提供了關于社會崩潰的更多細節，例如，區分了三種逐漸嚴重的情況。此外，我們強調避免末日預言的偏見，并建議結合成功的適應和復原力研究崩潰機制，將其視為同一硬幣的兩面。

 

崩潰方案

 

我們將文明崩潰定義為失去維持基本治理功能的社會能力，特別是維持安全、法治和提供食物和水等基本必需品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講，文明崩潰可能與內亂、暴力和普遍匱乏有關，從而對人類福利產生極其不利的影響。這種崩潰的范圍可能更廣或更窄，因此我們考慮了三種有代表性的情況。

 

此外，我們強調避免末日預言的偏見，并建議結合成功的適應和復原力研究崩潰機制，將其視為同一硬幣的兩面。

 

首先，氣候變化導致特定脆弱地區的崩潰，而其他地方的文明基本上能夠適應氣候影響。稱之為局部崩潰。敘利亞內戰被認為是當地氣候崩潰的一個例子。模型模擬表明，考慮到人為氣候變化，戰爭中所涉及的干旱發生的可能性是人類的兩倍多（6）。這個例子表明，氣候崩潰不需要僅僅由環境因素決定：其他原因，如預先存在的政治沖突和無能的政府，可能是至關重要的。這個例子還說明了崩潰可能對人類福利造成的可怕后果，以及地方崩潰可能會導致未崩潰地區的政治不穩定，歐洲右翼民粹主義對敘利亞難民涌入的反應就是例證。

 

在我們的第二種情況下，城市——有時甚至是國家層面的崩潰很普遍，但一些大型城市中心和國家政府仍然存在。這些現有的中心經歷了持續缺水和糧食短缺等負面氣候影響。哲學家蒂姆·穆爾根在他的書中討論了一個潛在的后世界末日世界的倫理和政治，他將這種類型的場景稱為破碎的世界（7）；我們在這里采用他的標簽。破碎的世界與局部崩潰的不同之處在于其更廣泛的范圍，以及全球范圍內未崩潰地區的功能受損。對氣候變化可能導致“地球上大片地區無法居住”的擔憂表明，結果至少與破碎的世界一樣糟糕。

 

 

在我們稱之為全球崩潰的第三種情況下，全球所有大城市地區實際上都被遺棄了，運轉正常的民族國家不再存在，世界人口大幅下降。這種災難性的情況也許正是“文明崩潰”這句話對大多數人的啟示。然而，將全球崩潰視為破碎世界的延伸是有幫助的，在破碎的世界中，剩下的未崩潰的州和城市中心已經變得非常脆弱，它們被進一步的氣候影響推向了邊緣。因此，氣候崩潰可能不是一個突然的事件，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它從小開始，持續一個世紀或更長的時間。

 

將氣候崩潰描述為一個擴展的過程會增加倫理和科學的復雜性。在道德方面，一些地方面臨著比其他地方更緊迫的崩潰風險。因此，被視為災難性氣候變化的情況可能因地點而異。例如，馬爾代夫可能會將全球平均氣溫升高1.5°C視為無法忍受的崩塌風險，而加拿大則不會。因此，盡管氣候崩潰可能威脅到共同的全球災難，但它仍然會產生關于如何平衡沖突利益的倫理難題。在科學方面，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研究的崩塌案例是局部的，而更嚴重的氣候崩塌場景，如破碎的世界或全球崩塌，則是世界性的現象。因此，局部崩潰可能分化為破碎世界或全球崩潰的機制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投機性。

 

崩潰機制

 

上述情景并非預測。一個重要的開始問題是，是否有可能出現類似世界崩潰或全球崩潰的情況的合理機制，如果有，可以采取什么措施來應對這些情況。已經討論了幾種可能導致全球崩潰或世界崩潰的機制。我們將其分為三種類型：直接影響、社會氣候反饋和外生沖擊脆弱性。

 

直接影響機制假設，海平面上升、干旱、洪水、酷熱等嚴重和復雜的氣候影響可能會破壞農業、水資源和其他基本的文明基礎（8，9）。這些機制通常涉及氣候反饋或臨界點，例如，全球氣溫升高2°C會引發南極冰蓋不可逆轉的快速坍塌、永久凍土中的甲烷釋放或森林退化（10）。相比之下，社會氣候反饋機制提出，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特別是對糧食生產的影響，可能會導致政治沖突和功能障礙，破壞適應能力，同時導致諸如禁止糧食出口或戰爭等行動，從而擴大不穩定并加速崩潰（11）。最后，外生沖擊脆弱性機制表明，氣候變化可能會通過前兩種機制類型中描述的過程削弱適應能力，從而使全球社會容易因其他類型的沖擊（如戰爭或大流行）而崩潰（12）。

 

歷史和考古研究表明，過去的社會崩潰很少是直接氣候擾動的結果，而是更普遍地歸因于壓力因素的組合（13，14）。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氣候崩潰的風險被夸大了。相反，它表明，崩潰可能是全球文明可能適應的氣候影響造成的。這確實是社會氣候反饋和外生沖擊脆弱性機制的信息：對文明的風險不僅僅來自直接的氣候影響，而是與失調的社會反饋和其他不穩定因素一起發生的影響。最后，過去氣候變化直接導致的崩塌的罕見性可能是未來在中全新世穩定氣候之外的糟糕指南（9）。

 

氣候崩潰機制與氣候變化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方面的科學文獻之間的深度聯系非常有限（15）。此外，社會氣候反饋和外生沖擊脆弱性機制的討論往往側重于崩潰風險，而沒有考慮成功適應與某些潛在氣候影響類似規模的環境挑戰的歷史案例。例如，由于沉降導致的相對海平面上升的案例通常不會導致城市中心的廢棄，而是主要海防的建設和海岸線的延伸（16）。同樣，關于崩潰機制的討論很少討論經濟因素，特別是風能和太陽能成本的下降，這可能會激勵人們迅速擺脫化石燃料（17）。

 

鑒于上述情況，我們為如何更有效地開展氣候崩潰風險研究提出了兩項建議。首先，我們建議投入更多的科學努力來研究社會氣候反饋和外生沖擊脆弱性氣候崩潰機制。除其他外，這涉及更多地關注直接氣候影響可能與社會、經濟和政治因素相互作用從而威脅社會崩潰的途徑。第二，崩潰機制應與成功適應環境挑戰所涉及的因果過程以及能夠推動綠色轉型的經濟力量和政策一起進行系統研究。對社會、環境和其他因素的復雜相互作用以及社會復原力的積極作用的考慮已經在崩塌的歷史和考古研究中得到充分確立（13，14）。挑戰是要將可能導致當前文明崩潰的機制研究提升到科學嚴謹的標準。

 

嚴重風險？

 

一些人可能會反對，可能導致嚴重崩潰的變暖水平，如破碎的世界或全球崩潰，不值得認真考慮。例如，一些人認為，IPCC考慮的高端排放情景假設了21世紀煤炭使用量的增加，這在可再生能源成本下降的情況下是難以置信的（18）。最近發表在《自然》雜志上的一篇文章發現，當前的氣候承諾，如果全部如期實施，可能會使全球氣溫略低于2°C（19）。

 

盡管可再生能源成本下降和碳中和承諾是受歡迎的跡象，但我們認為，現在撇開對世界破碎或全球崩潰的擔憂還為時過早。IPCC最新的第一工作組報告中所考慮的兩種高排放途徑在2081年至2100年期間“極有可能”增加4°C（20），許多科學家認為這是對文明的重大威脅（21）。此外，過去的經驗表明，氣候承諾可能無法轉化為有效、及時的政策，如果沒有各國政府的共同努力，市場力量也不一定會迅速推動化石燃料的逐步淘汰，從而避免氣候崩潰。能源市場通常很難預測，正如2021煤炭使用量再次達到歷史最高水平所表明的那樣（22）。與此同時，IPCC的最高端溫室氣體濃度路徑RCP 8.5仍接近觀測值，如果永久凍土融化和森林退化等負面反饋回路比預期更早出現（23、24），則可能會保持這種狀態。最后，IPCC考慮的低排放情景不僅僅涉及化石燃料的逐步淘汰：它們還假設從大約本世紀中期開始，可能在技術或經濟上不可行的持續負排放（25）。

 

我們建議，對氣候崩潰的風險以及防止氣候崩潰的途徑進行清醒的評估，可能有助于平息緊張情緒并刺激行動。

 

總之，目前沒有堅實的基礎來否定破碎的世界和全球崩潰，認為這太不可能值得認真考慮。鑒于這些情景在道德和實踐上的重要性，我們認為科學應該努力了解更多可能導致這些情景的機制。

 

作為人類迫切關注的話題，氣候崩潰的風險需要仔細的科學調查。對過去的崩潰案例、適應極限和系統風險等密切相關的主題進行研究，很難證明氣候崩潰是不可能進行科學研究的。盡管如此，一些人可能擔心，對氣候崩潰進行科學研究會導致焦慮，并鼓勵情緒上脫離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

 

我們不同意。科學家和科學知情的公眾人物發出的關于氣候崩潰的警告已經出現在公眾話語中，而調查數據表明，氣候變化是公眾廣泛關注和焦慮的根源（26，27）。在這種背景下，對氣候崩潰的仔細科學研究可能會對那些聳人聽聞或偏向于預示末日的氣候崩潰討論起到制衡作用。而且，根據研究結果，它可能會反駁那些根本不認真對待氣候崩潰可能性的懷疑論者。我們建議，對氣候崩潰的風險以及防止氣候崩潰的途徑進行清醒的評估，可能有助于平息緊張情緒并刺激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