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關于實現氣候目標的討論自然都聚焦降低碳排放的問題，但人們對于如何去除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卻關注不多。

 

針對從大氣中脫碳的研究數據不僅少，而且缺乏系統性。不過，隨著 《二氧化碳去除現狀》（The State of Carbon Dioxide Removal）這份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評估報告出爐，這一狀況正在發生改變。

 

研究團隊由牛津大學史密斯企業與環境學院（Smith School of Enterprise and the Environment）的史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牽頭、20多名二氧化碳去除（簡稱CDR）專家組成，匯總了所有最新研究，以提升政策制定者對于CDR的興趣。

 

報告對CDR的定義是人為努力從大氣中捕獲二氧化碳，并將其長期儲存在陸地、海洋或者產品中，例如再造林、生物能結合碳捕獲與封存技術（Bioenergy with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簡稱BECCS）及直接空氣碳捕獲與封存技術（Direct air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簡稱 DACCS）。但燃燒化石燃料之后的二氧化碳捕獲與封存不在其列，因為它不會帶來大氣二氧化碳的凈減少。

 

報告強調，碳減排幅度加大意味著對CDR需求的降低，但要實現《巴黎協定》確定的將全球升溫控制在2攝氏度以內的目標，這二者缺一不可。

 

史密斯在一篇新聞稿中強調了加速減排的重要性，但同時解釋說“我們也需要通過恢復和強化生態系統，以及快速擴大CDR新措施規模等方式，加強碳去除。”報告稱，幾乎未來所有的氣候情境都需要采用諸如BECCS、生物碳、強化巖石風化（enhanced rock weathering）、DACCS等新方法。這些技術僅占目前CDR手段的一小部分。報告指出，若要讓這些技術在實現2050年氣候目標中發揮有意義的作用，就必須將其應用規模平均擴大1300倍。

 

這項工作規模龐大且迫在眉睫。報告首次通過數據比較的方式，凸顯出各國提出的CDR項目計劃與要達成《巴黎協定》目標實際所需之間的差距。如報告作者們所說，“目前各國幾乎沒有要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擴大CDR項目規模的計劃，這就造成了與實際需求之間巨大的落差。這一差距需要在各方面采取緊急行動加以解決。”

 

報告作者之一、德國國際與安全事務研究院（Germ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Affairs）的奧利弗·吉登（Oliver Geden）在一篇新聞稿中強調了CDR的重要性：“CDR并非我們可做可不做之事，而是我們為了實現《巴黎協定》的溫控目標而必須要做的事情。120多個國家的政府已經制定了碳中和目標，這就意味著使用CDR必不可少，但目前卻沒有幾個國家的政府制定了開發CDR技術的可行計劃。這造成了現實與需求之間巨大的落差。”

 

歐盟委員會氣候行動總署前署長阿圖爾·龍格-梅茨格（Artur Runge-Metzger）在報告引言部分勾勒出了未來的行動方向：在未來不到30年的時間里，將通過二氧化碳去除的方式抵消難以減少的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碳中和目標。此后，“必須在幾十年中從空氣中捕獲大量二氧化碳，以清潔大氣，讓大氣中的二氧化碳量回歸氣候安全的水平。”

 

報告除了呼吁各方采取行動之外，還提出了一些切實可行的建議。

 

第一，報告建議各國氣候政策框架綜合利用激勵手段、監測措施以及良好公共治理擴大CDR應用規模。

 

第二，龍格-梅茨格呼吁在以下幾個方面推進CDR工作：在今年晚些時候召開的COP28大會上明確承認CDR領域存在的巨大差距；建立新的CDR問題談判軌道；在國家氣候行動計劃中加入明晰的CDR報告透明度規則；基于“污染者付費”的原則識別CDR領域的國際氣候融資需求。

 

第三，他呼吁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領導人共同推動切實的行動。

 

報告另一位作者、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教授格里高利·內梅特（Gregory Nemet）解釋說，對CDR來說，未來十年將是決定性的十年。唯有在這十年中大量部署CDR技術，才能有望在本世紀下半葉實現所需的減排量。“以產能投資、公共部門提供資金支持的科研及專利數量衡量，過去兩年CDR領域的創新已有顯著提升。但考慮到為限制全球變暖CDR行業到本世紀中葉所需的增幅，我們亟需全面的政策支持來推動這一領域的發展。”

 

這份報告只是個開始，預計之后還將有一系列報告出爐，通過收集和分析全球大量CDR數據及進展，為研究人員、政策制定者和從業者提供信息。

 

報告作者之一、來自總部位于柏林的墨卡托全球公域與氣候變化研究所（Mercator Research Institute on Global Commons and Climate Change）的簡·明克斯（Jan Minx）表示：“目前，關于CDR的關鍵信息分散且難以獲取，這大大影響了進展。CDR領域好的決策以及快速進展都需要充足的數據。這份報告將有助于逐步改善CDR領域的現狀。”

 

各國之間的協同行動從來不是一件易事，但推動可再生能源技術和政策方面的國際合作已經取得成功。史密斯有信心在CDR領域同樣也能取得成功。他在一場線上座談會發言中表示：

 

“無論是從政策、投資、研究，還是從能動性來說，CDR在各類議程中都迅速躍居重要位置。CDR目前的情況與20世紀90年代可再生能源領域的情況差不多。那時候，太陽能和風能發電還十分小眾；項目規模小、成本高，支持者都是那些堅定的環境保護主義者。如今可再生能源已經成為了主流，成本也降下來了，并且有望在未來提供所有增量發電能力。之所以能有今天，部分原因在于當時各個組織都在齊心協力地提供可再生能源領域的數據、跟蹤其進展，從而豐富了數據。”

 

報告的作者們寫道：“快速可持續的減排每拖延一年，長期來看，都只會讓CDR技術變得更加不可或缺。”鑒于目前全球各地減排進展緩慢，CDR的重要性必定會在未來若干年中得到顯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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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雷德•皮爾斯，英國自由記者、自由撰稿人，耶魯360常駐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