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趙福全解釋說：“2030年，中國實現碳達峰目標的技術難度相對較低，主要采取降碳技術（指降低現有技術的碳排放）并部分采用零碳技術（指采用無碳排放的清潔能源）就能達成；而要實現2060年碳中和的目標，技術難度極高，除了必須把降碳和零碳技術應用到極致之外，還必須采取負碳技術（指捕捉環境中的碳并進行封存或再利用，或通過植樹等手段實現自然環境的碳吸收）。通俗地講，實現雙碳目標猶如從一棵果樹上摘蘋果，把相對容易摘到的蘋果摘下來裝滿筐就‘達峰’了；但只有把樹上所有的蘋果都摘下來，才能‘中和’。如果有些蘋果實在夠不到，那就要把相應的枝杈砍掉，相當于依靠‘負碳’的手段來最終解決‘中和’的問題。”

 

或許有人會說，世界上發達國家走得都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徑，中國未來發展為何選擇低碳新型經濟模式？

 

趙福全認為：“從時間軸上看，碳達峰一定先于碳中和實現，但在具體行動中，碳中和限制了碳達峰的時間和峰值，也從根本上否決了碳達峰‘先沖高、再降低’的‘取巧’路徑。在碳中和約束下的碳達峰將變得更具挑戰性，也更加重要。當前，中國的低碳轉型必須充分考慮碳中和，才能合理地規劃碳達峰的策略。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碳達峰是碳中和的前提條件，碳達峰時間越早，峰值排放量越低，就越有利于實現碳中和。同時，進入碳排放平臺期的時間點應盡可能早于碳達峰，這將有利于推動碳中和技術的產業化實踐，并加大碳中和的時間窗口。由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碳達峰目標早在2015年就已提出，但碳中和目標2020年9月才提出來。”

 

有專家指出：“2035年中國GDP將沖刺200萬億元。”在趙福全看來，如果經濟發展延續高碳的傳統方式，那么就意味著2060年中國要解決的脫碳替代能源超過200萬億元，這個難度是超乎想象的。同時，我們也會喪失碳中和寶貴的窗口期。因此，碳達峰的時間越早，就給碳中和提供了更多的時間、技術的儲備。

 

汽車面臨嚴峻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