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排實現控溫的成本很高，核心在于能源結構調整。有研究認為技術突破也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比如電動汽車、氫能汽車的技術突破。如果實現技術突破，能源結構會發生很大變化。在沒有實現這類重大技術突破之前，需要加大經濟政策實施的力度。

 

如果從環境角度看增長模式的轉換，中國主要從過去幾十年的奇跡式增長向常規增長轉換。中國在產品領域實現了市場化的配置，但在要素市場依然有很高的管制。所謂奇跡式增長是靠壓低要素市場成本支撐的超高速增長，這是不可持續的。其實在壓低或扭曲的要素市場中，還應該包括環境要素。包括加入WTO以后的超高速增長，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國的環境要素更便宜。

 

糾正要素市場的扭曲，需要提高它的價格，必須有合適的財政稅收政策。財政部原部長樓繼偉提出，環境稅是中國綜合財稅體制改革的一部分。在碳定價問題上中國做了一些探索，比如碳交易，實行全國性的碳市場，當然主要從電力行業開始。我個人認為，碳稅優于碳交易，中國環境執法的問題最重要來自于地方政府有沒有積極性，因為環境監管、環境執法主要靠地方政府。如果無法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像過去三四十年，環保難以落到實處。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是將其行動與收入相結合，最好的辦法是收環境稅、碳稅。

 

通過給碳定價，企業才能意識到碳排放有成本，如果碳價過高，就會更主動地降低碳排放。在當前的工業技術水平下，如果參照2012年的排放水平，電力行業二氧化碳減排15%，要求有效碳價為218.92元/噸，減排85%對應的有效碳價為500元/噸。對比環保先進的國家這個數據并不高，比如瑞典的碳價如今已經是每噸126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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