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貿易與氣候變化的經驗研究領域，除了采用計量方法和 CGE 模型的文獻 外，還有大量文獻采用投入產出分析( Input-Output Analysis，IOA) 方法進行研究。計量方法側重于對相關理論的檢驗，CGE 模型主要用于氣候政策和貿易政策的模擬， IOA 方法則在于評估“貿易內涵碳”( carbon embodied in trade) ①。貿易內涵碳是貿易 品整個生產鏈產生的碳排放，包括能源和原材料生產、半成品加工、運輸、產品制造等 全過程中產生的所有碳排放。之所以采用 IOA 技術，在于投入產出模型能夠很好地 刻畫經濟各部門之間的生產關聯，從而能夠回答諸如“一輛汽車的生產在煉鋼產業引 起多少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這類問題。 

 

由于數據可得性的限制，早期文獻主要采用單區域投入產出( Single Ｒegion InputOutput，SＲIO) 模型研究貿易內涵碳問題( Machado 等，2001; 陳迎等，2008; Weber 等，2008) 。由于缺乏外國的投入產出數據和碳排放數據，SＲIO 模型只能分析“進口 避免的碳排放”，而由于國內外技術差異，“進口避免的碳排放”指標與進口產品實際 的內涵碳往往有較大的差距。因此，如果采用 SＲIO 模型評估一國進口商品消費對國 外碳排放的影響，結果往往會產生較大偏差( Andrew 等，2009) 。近年來隨著國際投 入產出數據庫的開發，研究者能夠獲得更多國家的投入產出表和碳排放數據，對進口 內涵碳的估算更加可靠( Peters 和 Hertwich，2008) 。采用并列的多國投入產出表和雙 邊貿易數據估算貿易內涵碳的模型也被稱為雙邊貿易投入產出( Bilateral Trade InputOutput，BTIO) 模型。在 BTIO 模型中，由于沒有對貿易品的用途( 中間產品還是最終 產品) 進行區分，在評估一個國家的消費側碳排放( consumption-based emissions) 時仍 然存在明顯不足。BTIO 模型在估算一國的消費側碳排放時，一般是用貿易內涵碳對 該國生產排放進行調整，即從該國生產排放中扣除出口內涵碳，而加入進口內涵碳 ( Peters 和 Hertwich，2008) 。但是，在全球生產網絡體系下，一國出口的中間產品往往 在國外加工后，又以最終產品的形式流回國內，在國內消費; 而一國進口的中間產品在 國內進一步生產加工后，也可能被重新出口到其他消費國。因此，一國的進口內涵碳 未必全是該國進口品消費引起的，一國的出口內涵碳則有一部分是由國內消費引起 的。因此，BTIO 模型的上述調整得到的消費側碳排放可能與該國消費實際引起的碳 排放存在差異，或者說這樣估算得到的消費側碳排放可能存在偏差。多區域投入產出 ( Multi-Ｒegional Input-Output，MＲIO) 模型則克服了 BTIO 模型的上述缺點。MＲIO 模 型不但刻畫了各國的生產技術差異，而且建立了完整的中間產品貿易和最終產品貿易 矩陣，被認為是研究消費的全球環境效應之有效工具( Peters，2008b; Wiedmann， 2009) 。最近幾年，隨著各種 MＲIO 數據庫的開發，在貿易內涵碳和消費側碳排放的研究中，MＲIO 模型的運用越來越多( Peters 等，2011; 張文城和彭水軍，2014; 彭水軍 等，2015) 。

 

此外，基于投入產出模型的結構分解分析(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SDA) 技術被廣泛用于研究貿易內涵碳變化的影響因素( Yan 和 Yang，2010; 張友 國，2010; Zhang，2012; 彭水軍等，2015) 。貿易內涵碳研究揭示的第一個重要事實是，全球貿易品生產導致了大量的碳排 放。例如，根據 Peters 等( 2011) 的研究，2008 年全球貿易商品和服務生產造成的 7. 8 Gt CO2 排放，占全球總排放的 26% 。第二個重要事實是，主要國家出口內涵碳與進口 內涵碳存在巨大“失衡”，發達國家的進口內涵碳遠高于出口內涵碳，而中國、印度等 主要發展中國家則存在相反的情形，并且發達國家集團對發展中國家集團的碳排放轉 移現象突出( Peters 等，2011; 張文城和彭水軍，2014) 。規模龐大的貿易轉移排放引 起了廣泛的政策討論。學者們最擔心的問題之一是，發達國家通過貿易向發展中國家 轉移碳排放造成了嚴重的碳泄漏，從而削弱碳減排政策的效果( Pan 等，2008; Peters 和 Hertwich，2008; Peters 等，2011) 。此外，這種轉移對于中國等出口大國有失公平 ( 陳迎等，2008; Pan 等，2008; 彭水軍等，20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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