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實施更為嚴格的環境政策將減少其國內污染排放，但污染避難所動機的存在 可能導致其他環境政策相對寬松的國家的污染排放水平增加。在碳減排問題上，這種 現象被稱作“碳泄漏”。《京都議定書》附件Ⅰ所包括的國家承諾了減排義務，非附件 Ⅰ國家則不承擔強制性減排義務，這引致兩組國家( 或兩個區域) 減排政策的差異，從 而可能產生碳泄漏問題。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IPCC) 把“碳泄漏”定義為: 《京都議定書》附件Ⅰ國家的部分減排量可能被不受約束國家的高于其基線的排放增 加部分所抵消的現象( IPCC，2007) 。更一般地，碳泄漏是指一個區域減排行動導致其 他區域碳排放增加的現象( Ｒeinaud，2008) 。碳泄漏削弱了減排效果，甚至可能增加 全球排放量。引發碳泄漏的兩個重要且緊密相關的渠道是不對稱減排政策導致的化 石能源價格變化和能源密集型產業的國際轉移( Babiker，2005) 。在產生碳泄漏的兩種渠道中，國際貿易都發揮著重要的“媒介”作用。首先，能源貿易保證世界化石能源 價格的高度傳導性，使能源價格波動更加迅速和劇烈，同時，能源進口往往是非減排區 域擴大能源需求的手段。其次，能源密集型產業發生國際轉移之后，能源密集型產品 需要通過國際貿易流回減排國家或地區，以滿足其消費需求。 

 

理論上，國際貿易模型也是研究碳泄漏發生機制的重要理論基礎。例如，Copeland 和 Taylor( 2005) 建立了一個兩種要素、兩種產品和多個國家的一般均衡的新古典 貿易模型，分析一國的碳排放如何對其他國家的減排行動做出反應，進而探討碳泄漏 的機制，其主要結論是: 在只有部分國家減排的情況下，是否發生碳泄漏取決于搭便車 效應、貿易條件效應、收入效應和消費替代效應等 4 個方面。搭便車效應和貿易條件 效應會導致非減排國家碳排放增加，產生碳泄漏，但收入效應和消費替代效應會降低 非減排區域的碳排放。如果搭便車效應和生產替代效應占主導，就會出現正的碳泄 漏; 反之，則會出現“負的碳泄漏”，即非減排國的碳排放也會減少。Di Maria 和 van der Werf( 2008) 在兩個國家、三種產品、三種要素的一般均衡框架中引入了技術創新 市場，考察技術進步對碳泄漏的影響。在他們的模型中，單邊減排政策誘發的技術效 應抑制了貿易條件效應引起的碳泄漏，并且在能源相對需求的價格彈性足夠大時，技 術效應會完全抵消貿易條件效應的影響，碳泄漏為負。這些理論研究對解決碳泄漏問 題的一個重要啟示是: 已有經驗研究的文獻可能高估了碳泄漏程度，因為這些文獻往 往忽略了與相對價格變化相伴隨的消費替代效應、收入效應以及價格效應對節能技術 創新的激勵作用。

 

相比于理論機制分析，更多文獻通過經驗研究對碳泄漏進行評估。大部分學者基 于可計算一般均衡( CGE) 模型對《京都議定書》、歐盟碳排放交易制度或其他假定的 單邊減排措施可能產生的碳泄漏進行評估。一些文獻得到的碳泄漏率在 2%－ 30% 之 間( 謝來輝和陳迎，2007; OECD，2009; Branger 和 Quirion，2014) 。但是，大部分研究 只是模擬評估某個氣候政策的碳泄漏率，只有少數研究直接評估國際貿易對碳泄漏的 影響( Kuik 和 Gerlagh，2003) 。值得一提的是，對碳泄漏的經驗評估為碳泄漏的理論 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當前碳泄漏模型以新古典貿易理論為主，而一些經驗研究表 明，市場結構差異、產品差異化以及企業異質性可能對碳泄漏的評估結果產生重要的 影響( Babiker，2005; Balistreri 和 Ｒutherford，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