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開放的規模、技術和結構效應

 

在評估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NAFTA) 潛在環境效應的研究中，Grossman 和 Krueger ( 1993) 最先從規模效應、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三個方面討論貿易開放對一國環境的 影響。此后，Copeland 和 Taylor( 1994) 基于一個連續商品一種生產要素的南北貿易模 型對貿易開放的規模、結構和技術效應進行了理論闡述。Antweiler 等( 2001) 進一步 整合 Copeland 和 Taylor( 1994) 的模型框架和標準 H-O 模型的基本要素，構建了一個 一般均衡污染－貿易模型( 以下簡稱“ACT 理論”) 。Antweiler 等( 2001) 的研究不但模 型化了規模效應、技術效應和結構效應，而且推導出相應的估計方程式，為該理論的經 驗檢驗建立了一個基本框架。在 2009 年 WTO 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報告中，“ACT 理論”被作為分析貿易影響氣候變化的理論基礎( Tamiotti 等，2009) 。

 

根據“ACT 理論”，貿易開放的規模效應是指貿易開放會促進一國的生產活動，擴 大經濟規模，從而增加碳排放。技術效應是指貿易通過提高一國人均收入水平，提高 消費者對清潔環境的需求，內生地產生更加嚴格的環境政策，從而減少碳排放。② 結構效應是指貿易開放引起一國產業結構變化對碳排放的影響。結構效應的作用方向 取決于兩個關鍵變量: 一國要素稟賦和相對收入水平。一方面，不同國家的收入水平 差異內生地導致不同的環境規制水平，收入水平越高，環境規制越嚴格，企業排放成本 越高。由于低收入國家環境管制相對寬松，碳密集型產業具有成本優勢，貿易開放將 引起該產業的擴張，導致碳排放增加; 相反，高收入國家的碳排放會減少。這也是傳統 “污染避 難 所 假 說”(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 所 預 示 的 情 況，因 此 Antweiler 等 ( 2001) 將此作用機制稱為“污染避難所動機”( pollution haven motives) ①。另一方面， 貿易開放后，一國產業結構變化還受到該國要素稟賦結構的影響。在資本相對豐裕的 國家，貿易開放導致資本密集型產業擴張。而由于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碳強度比勞動密 集型產業高，這將導致國內碳排放上升; 相反，勞動相對豐裕國家將由于貿易開放而減 少國內碳排放。與上述“污染避難所動機”并列，Antweiler 等( 2001) 將要素稟賦對產 業結構的作用機制稱為“要素豐裕動機”( factor abundance motives) 。而在現實中，高 收入國家往往也是資本要素豐裕的國家，低收入國家往往是勞動要素豐裕的國家，這 意味著對于高收入或低收入國家，污染避難所動機與要素豐裕動機都不是單獨存在， 而是同時起作用，且作用方向相反，因此貿易開放的結構效應最終如何影響一國的碳 排放就取決于污染避難所動機與要素豐裕動機的相對強弱。“ACT 理論”為理解貿易 對一國碳排放的影響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分析框架。貿易開放通過規模效應增加一國 碳排放，通過技術效應減少碳排放，而結構效應的影響不能從理論上給予明確的預測， 是一個有待經驗檢驗的問題。 

 

“ACT 理論”的一個缺陷是沒有考慮碳排放的全球外部性。Copeland 和 Taylor ( 1995) 把他們 1994 年的理論框架拓展至跨界污染問題，用于分析貿易開放對跨界污 染物排放總量的影響，但沒有對規模效應、技術效應和結構效應進行分解。在其南北 貿易模型的設定中，貿易開放是否導致全球碳排放量上升取決于南北國家初始人力資 本稟賦差異; 在稟賦差異很大的情況下，貿易開放將增加跨界污染的全球排放量。Copeland 和 Taylor( 2005) 進一步針對碳排放問題進行理論分析，但同樣沒有分析三個效應，而是考察單邊減排政策對其他國家碳排放的影響。 

 

“ACT 理論”激發了大量的經驗研究。基于 1975－1995 年包含 32 個國家的面板 數據，Cole( 2003) 的經驗研究發現，對于 CO2 排放，貿易開放的結構效應為正，但彈性 值很小。Cole 和 Elliot( 2003) 的研究得到類似的結論，他們還發現污染避難所動機和 要素稟賦動機并存的證據。這兩篇文獻側重于結構效應的分析，沒有估算規模效應和 技術效應。Managi( 2004) 則在環境方程的基礎上，引入了增長方程，建立聯立方程模 型，估計貿易開放對 CO2 排放的總效應。利用 1960－1999 年包含 63 個國家的樣本， Managi 發現貿易開放提高 1 個百分點，CO2 排放增加 0. 579 個百分點。Managi 等 ( 2009) 在 Managi( 2004) 研究的基礎上進行了拓展，解決了收入、開放度內生性問題， 估計了貿易開放對 CO2 等污染物排放的長短期效應，并把結構效應分解為直接結構 效應和間接結構效應。他們基于 1973－2000 年包含 88 個國家跨國面板數據的研究發 現，對于總體樣本，貿易引致的規模－技術效應( 規模效應與技術效應加總) 、結構效應 和總效應 為 正，而且長期效應要比短期效應大得多。但 是，對于經濟合作組織 ( OECD) 國家樣本，貿易開放的總效應減少了 CO2 排放，這與非 OECD 國家樣本的回 歸結果相反。以上經驗研究的理論基礎和回歸模型均源于“ACT 框架”。另外，還有 很多研究以“環境庫茲涅茨曲線( EKC) 假說”為理論基礎建立了一個簡約的回歸模 型，通過引入貿易開放度變量直接考察貿易開放對碳排放的影響( Cole，2004; Frankel 和 Ｒose，2005; 李鍇和齊紹洲，2011; 李小平和盧現祥，2010) ①。 

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交*易^網 t a np ai f an 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