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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對國際“碳政治”以及當前全球環境合作與治理中“生態帝國主義”邏輯的揭示和批判，主要來自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政治經濟學傳統的“綠色左翼”理論資源。?概括地說，它們著力于闡明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生態帝國主義”意義或性質上的壟斷性優勢或“霸權”是如何形成的，與當代資本主義的階段性發展有著什么樣的基礎性聯系，大多將其歸結為國內層面上的“(生態)資本主義”和國際層面上的“(生態)帝國主義”的相互聯系和支撐;二是擺脫或消解這種“生態帝國主義”邏輯或本質的根本性應對之道何在，大都主張超越目前“淺綠色”或“生態資本主義”的行政管治與經濟技術性改良，?進而指向或蘊含著對當代資本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及其國際化體系的重建式變革。具體而言，它們至少應包括如下三個主要流派：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分析、生態馬克思主義的分析、社會生態轉型理論的分析。 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交%易#網-tan p a i fang . com
（一）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分析 本+文`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網-tan pai fang . com
馬克思恩格斯雖未直接使用過現代帝國主義或“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這一術語，但對于本文所界定的“生態帝國主義”及其分析來說，他們的著述卻有著如下兩個方面的奠基性意義：?
一是資本主義制度同時意味著一種社會關系(人與人關系)和一種社會自然關系(人與自然關系)，而歸根結底是社會關系的狀況與性質決定著社會自然關系。更具體地說，服從和服務于資本所有者及其積累邏輯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關系與政治上層建筑，決定了它同時是一種雙重意義上的剝奪性和非正義關系：社會剝奪性的(特別是對于廣大無產階級來說)和自然破壞性的(尤其是對于作為非私有化的共同物品的自然環境來說)。依此而言，資本主義社會是不會、也不允許以“穩態”或可持續性(無論是生態可持續性還是社會可持續性)為價值準則和追求旨向的，否則將意味著作為一種等級制(或階級)統治關系的資本主義關系或制度的終結。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的演進，只能是一個不斷將前(非)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和社會自然關系“資本化”的過程(特別是針對其社會成員和自然生態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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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資本主義關系和制度的地域性或外延擴張，對于那些先行者來說，就像它的內涵性擴張一樣是一種必需和自然的選擇。對于馬克思恩格斯而言，發端于西歐少數國家的新型資本主義經濟社會關系，具有相對于世界各地前現代或封建制、奴隸制關系的巨大競爭優勢或先進性，因而將不可避免地成為具有歷史性優勢的社會經濟制度范式。換言之，資本主義的世界性擴展，是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的必然性階段。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尤其是在對于封建關系的歷史性取代意義上，馬克思給予了資本主義制度(關系)及其殖民化擴張相對積極的評價：“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當然，馬克思恩格斯還從更高層面上闡述了資本主義的地域性擴張并不能消除或超越資本主義的一般性矛盾并將最終走向消亡，但他們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同時勝利的預想，的確基于對資本主義地域性擴張可能性甚或必然性的信奉，直至其晚年也未發生改變。? 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交*易^網 t a np ai f an g.com
應該說，在“生態帝國主義”意義上，第二國際時期列寧、考茨基和盧森堡等人圍繞著帝國主義與戰爭而展開的激辯，?是與馬克思恩格斯上述論點尤其是第二個觀點密切相關的。的確，對于他們來說，共同的問題是如何解釋19世紀70年代開始日益凸顯的西方列強對外搶占殖民地(目標是產品市場和自然資源)和由此引發的地緣政治沖突，也就是帝國主義的爭霸戰爭。考茨基將這種帝國主義戰略與行為，歸結為西方工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農業國之間的結構性矛盾，這顯然無法解釋工業國之間的帝國主義關系或沖突的事實。盧森堡則將這種帝國主義的戰略與行為歸因于國內消費不足導致無法實現資本再生產過程，因而使世界范圍內的生產能力輸出與消費市場擴張成為一種必需。此外，布哈林強調的是世界經濟日益一體化與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資本競爭之間的矛盾，而希法亭則指出了如下事實，即資本輸出只有在那些非資本主義的落后地區和“無人認領區”，才引起了以暴力實現投資利益或戰爭的需要。
就本文討論的相關性來說，筆者認為，應特別重視列寧的兩個基本觀點：一是關于“壟斷資本主義必定導致殖民征服戰爭和爭霸戰爭”的論斷，認為“帝國主義的(即侵略的、掠奪的、強盜的)戰爭，都是為了瓜分世界，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金融資本的‘勢力范圍’等等而進行的戰爭”;二是關于“經濟殖民地”和“政治殖民地”兩種形式的區分，認為“這個時代的典型的國家形式不僅有兩大類國家，即殖民地占有國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種形式的附屬國，它們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獨立的，實際上卻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關系的羅網纏繞著”。? 本`文@內-容-來-自；中^國_碳0排0放^交-易=網 ta n pa i fa ng . co m
就前者而言，問題不在于這種假定或判斷是否在學理意義上過于武斷，而在于所概括或表征的“古典帝國主義時期”少數壟斷資本國家，相對于大多數工業落后國家的巨大實力優勢以及動輒訴諸武力的軍國主義戰略與行為取向(包括彼此之間)。就后者而言，列寧等人已經意識到，西方壟斷資本國家可以依據殖民地國家資本主義生產與社會關系發展水平采取不同的殖民或統治策略。而側重于經濟控制與壟斷的“經濟殖民統治”和側重于政治控制與壟斷的“政治殖民統治”，更多是西方壟斷資本國家殖民統治或操控方式的不同選擇，盡管武力使用或威脅的色彩有所弱化，但所反映的關系實質并無不同。也就是說，從經典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列寧主義的立場來看，19世紀后半葉開啟直到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方壟斷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帝國主義”，雖然在20世紀50年代后逐漸轉變成為淡化暴力色彩的“經濟帝國主義”，但是相對于廣大新獨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而言，它所代表或展現的嚴重等級化或排斥性關系并未改變。不僅如此，在當代全球化歷史進程中，無論是“軍事帝國主義”還是“經濟帝國主義”都體現為顯而易見的“生態帝國主義”，都意味著對廣大發展中國家自然資源的肆意掠奪和生態環境的無度破壞。 夲呅內傛萊源亍：ф啯碳*排*放^鮫*易-網 τā ńｐāīｆāńɡ.ｃōｍ
（二）生態馬克思主義的分析 本*文@內-容-來-自；中_國_碳^排-放*交-易^網 t an pa i fa ng . c om
大約形成于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的生態馬克思主義，差不多在20年后成為一種系統性的歐美馬克思主義新興流派。【21】應該說，正是對那時開始日漸凸顯的全球性生態環境挑戰或危機的馬克思主義回應需要，以及新自由主義旗幟下歐美資本主義經濟政治模式的全球化擴展，再加上戰后冷戰秩序漸趨終結所導致美國在國際經濟政治架構中的“一家獨大”，共同促成了對國際環境或氣候變化政治的“生態帝國主義”邏輯或本質的生態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 夲呅內傛萊源亍：ф啯碳*排*放^鮫*易-網 τā ńｐāīｆāńɡ.ｃōｍ
概括地說，一方面，生態馬克思主義者承繼了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主義的反生態本性和侵略本性的批判，并將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的社會與自然關系沖突或矛盾提升到社會經濟關系同樣重要的高度。尤其是詹姆斯·奧康納明確闡述了資本主義的“第二重矛盾理論”，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中除了馬克思恩格斯已經闡明的基本矛盾，即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還存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及生產力)與資本主義生產的一般性條件”或者說“社會再生產的資本主義關系及力量”之間的矛盾。【22】在他看來，如果說資本主義的第一重矛盾及其危機，構成了向社會主義轉型的“需求方面”的歷史依據，那么，資本主義的第二重矛盾及其危機，就構成了向社會主義轉型的“供給方面”的歷史依據，或者說，正是這雙重矛盾及其危機，共同構成了當代生態馬克思主義及其全球性反抗資本主義社會與政治運動的現實基礎。當然，他也指出，在現實資本主義社會中，“第一重矛盾”和“第二重矛盾”之間并非是簡單的彼此強化或疊加效應，而往往呈現為替代或轉嫁效應，即社會關系層面上的緊張或沖突，可以由社會自然關系層面上的進一步“資本化”來得以緩和或疏解，反之也是一樣，至少可以暫時性做到這一點。 本*文@內-容-來-自；中_國_碳^排-放*交-易^網 t an pa i fa ng . c om
另一方面，生態馬克思主義者更加強調，在日趨緊張的全球性社會自然關系中，跨國壟斷資本的利益及其訴求扮演著“幕后推手”或“無冕之王”的角色。無論是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依附理論”)還是戴維·哈維的“資本的空間理論”，【23】都是旨在闡明資本主義的發展從來就是一個涉及或指向全球的空間或地理問題，只不過其現實性展開呈現為時快時慢的歷時性進程。如今，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中最熱心、最強勢的推動者，自然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就是那已經高度壟斷化、金融化、信息化的超大規模跨國公司和財團。相比之下，那些長期處在社會中下層和體系邊緣、半邊緣地位的群體和民族國家，卻很難真正從資本主義的持續(時間)或地域(空間)擴張中受益。在相當程度上，這些跨國公司和財團已經成為即便當今世界最強權的美國政府也難以掌控駕馭的力量，美國政府屈從于2008—2010年尚處于金融危機中那些“大而不倒”的金融巨頭就是明證。結果便是，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新一輪經濟全球化過程，成為一種雙重意義上的剝奪或“洗劫”過程：一方面，正如托馬斯·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所闡明的，無論在發達工業國家內部的資本與勞工階層之間，還是在全球范圍內北方工業化國家與南方發展中國家之間，迅速增加的物質財富總量卻以更加不平等與非正義的方式或“資本的積累邏輯”加以分配，整個世界呈現為日益明顯的兩極化分裂或“1%對99%”構型(皮凱蒂稱之為“承襲制資本主義”);【24】另一方面，借助于高物耗、高能耗與污染性產業和資本的跨國轉移，環境公害或負擔以更加普遍化或霸權性的話語與模式(尤其是“現代化發展”)，轉向世界范圍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國家，結果在經濟規模或總量上實現了崛起或“翻身”的少數經濟體的快速發展，又被套上了沉重的“綠色枷鎖”。 本`文@內-容-來-自；中^國_碳0排0放^交-易=網 ta n pa i fa ng . c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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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以美國為代表的“生態帝國主義”進行系統性生態馬克思主義批評者，當首推約翰·貝拉米·福斯特。【25】他認為，“生態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階段性發展的必然產物，是資本不斷擴展與擴張的結果，因而完全可以說，生態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的新階段或新形式。換言之，像過去具有主導性的“軍事帝國主義”和目前依然具有主導性的各種形式“經濟帝國主義”(尤其是金融帝國主義)一樣，“生態帝國主義”同樣反映著極化世界中嚴重不均衡和非公正的國際環境治理關系與架構。在他看來，“生態帝國主義”性質的國際“碳政治”或氣候政治框架中，少數歐美國家一方面通過向發展中國家或國際公域傾倒有害廢棄物，直接造成跨境轉移污染，另一方面則借助于現存國際經濟貿易秩序與規則，肆意掠奪性開采或利用發展中國家的自然資源，必然在繼續強化發展中國家對其經濟依賴(“硬通貨依賴”)的同時，進一步造成新的“生態脆弱性依賴”———通過更大規模的自然資源開發賺取資金，試圖進行生態治理與修復，從全球視野來看地球的自然生態平衡和新陳代謝并不會因此發生任何實質意義上的改善。對此，福斯特強調，只有以生態社會主義的社會關系重建作為基礎，才有可能實現社會自然關系的根本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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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生態轉型理論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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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以烏爾里希·布蘭德(Ulrich Brand)為代表的“社會生態轉型理論”，【26】一方面著力于批判性闡釋已然呈現為相當程度的霸權性話語與實踐的綠色增長、綠色經濟、綠色發展和綠色資本主義，并將其概括為“批判性政治生態學”，另一方面又試圖通過主張綜合性的社會與生態轉型構想和戰略，開啟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背景下的綠色左翼新政治或“轉型政治”。【27】布蘭德的基本觀點是，目前已被廣泛接受為全球性變革話語和戰略的“綠色增長”或“綠色經濟”，其實是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應對經濟、社會、文化與生態等領域深刻危機的特定戰略形態或版本，也即是“綠色資本主義”或“生態資本主義”。因此，對于包括歐美國家在內的綠色左翼政治來說，問題不在于一般意義上的“綠色增長”或“綠色經濟”是否可能，而在于如何避免使其呈現為一種社會非公正和生態不可持續的“綠色資本主義”樣態。 內-容-來-自；中_國_碳_0排放￥交-易=網 t an pa i fa ng . c om
布蘭德著重分析了這種明顯具有歐美國家主導特征或“生態帝國主義”霸權性質的綠色資本主義成因及其機制。在重釋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卡爾·波蘭尼的“大轉型理論”和安東尼奧·葛蘭西的文化霸權、國家規制(調節)等理論基礎上，他引入了“帝國式生活方式”(imperial mode of living)這一概念。【27】在他看來，這種綠色資本主義之所以成為可能———至少在歐美核心國家比如德國和奧地利，同時源自資本主義經濟本身發展的時空不均衡性和當前嚴重不平等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正是由于擁有“帝國式生活方式”的霸權，使得歐美國家在國際貿易、國際勞動分工、自然資源獲取、環境污染空間使用等方面，依然處于整體性優勢地位。依此，它們完全可以在維持其優越的物質生產生活水平的同時，享受到較高的自然生態環境質量。同樣重要的是，他認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或新興經濟體中的精英階層，也都無意識地把這種“帝國式生活方式”本身視為自己的追求目標，而被遮蔽或嚴重忽視的是，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這種生產方式、發展方式和規制方式的有限綠化，幾乎必然是排斥性的———不僅不可能阻止或消除環境破壞，而且意味著剝奪與統治結構(關系)的再生產，這同樣包括在國際與全球層面上的實踐表達方式。【28】
應該說，烏爾里希·布蘭德所指稱的“帝國式生活方式”，最接近于筆者對“生態帝國主義”概念的理解與界定。這里，“帝國式生活方式”是指，在當前國際“碳政治”以及環境治理與合作政治中，看似紛雜異常的話語表達、參與主體和行動風格背后，呈現出特定構型的資本主義生產、分配和消費樣態，以及更基礎性的關于“好生活”的話語和態度取向。它不僅主宰著歐美發達國家，而且愈加對廣大發展中國家或“新興經濟體”國家產生現實影響。這里的“帝國式”具有雙重意涵：它本身是極端奢靡性的，意味著對于自然生態或整個地球無情與無度的肆意攫取與掠奪;同時，它又是嚴重等級化或排斥性的，少數國家和群體的甚至日常生活維持(比如咖啡飲料或香蕉果品)，都需要高度依賴其他地方的環境、資源和廉價勞動力，然而這種依賴性即使作為普通生活水準或方式，也未必能夠普及到那些直接生產者和服務提供者的生活支持系統之中。這是因為，現實中支撐這種“帝國式生活方式”的核心要素，絕非僅僅是綠色觀念和個體生活風格的主觀選擇，更決定于各種形式的堅硬的物質性力量：既非自由也不公正的世界市場、各國間懸殊的軍事實力和內嵌于國際制度中的非對稱力量關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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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典馬克思主義、生態馬克思主義到社會生態轉型理論，其共同之處在于，都堅持從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邏輯或本質及其階段性發展，探尋現代帝國主義或資本主義走向帝國主義的成因與內在理路。作為龐大理論群的綠色左翼思想譜系的基本立場集中體現為：無論是針對當初廣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赤裸裸的軍國主義武力征服，還是針對后來廣大發展中國家(“現代化”國家)較為“溫和”與隱蔽的經濟秩序、規則與路徑的硬性限制，以及如今針對廣大發展中國家(“低碳化”國家)更為隱蔽、甚至頗具欺騙性的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的誘逼壓力，其實質都是致力于維持一種等級化或排斥性的國際關系或架構，就其產品市場拓展與資源掠奪的目標來說，這些具體形態的新舊帝國主義無疑都歸之于“生態帝國主義”的歷史形態。當然，從動態角度看，當代綠色左翼思想理論從不同側面漸趨清晰地揭示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現實———生態日益成為帝國主義霸權目標與戰略的關鍵性元素———的同時，也逐漸走向一種更為具體或“折衷的”左翼批判立場：至少就烏爾里希·布蘭德與約翰·貝拉米·福斯特而言，前者的“社會生態轉型理論”比后者的“新陳代謝斷裂理論”，愈益偏離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明確拒絕和社會主義替代主張。事實上，布蘭德本人已不再承認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或生態馬克思主義者，而更強調超越馬克思主義或生態馬克思主義。【29】由此，我們不難發現，當代綠色左翼視角對資本主義及其擴展的“生態帝國主義”邏輯或本質的揭示與批評，無疑有助于深化對當前國際“碳政治”以及環境治理與合作結構和機制的理解，但由于逐漸弱化對資本主義所有權和市場經濟體制本身“原罪”的關注，而轉向越來越強調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資本、國家、文化因素的自主性作用，從而對于資本主義進行實質性變革路徑和邏輯缺乏扎實有效的理論考量。
國家工信部備案/許可證編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