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為廣義的生態主義話語與實踐，“碳政治”致力于保護全球生態環境，但是，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京都議定書》框架下，國際“碳政治”卻呈現為“生態帝國主義”的邏輯或本質，是少數西方國家在其國內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基礎上，延續與拓展歷史形成的國際等級化優勢或排斥性霸權的表現，也是創建更加公平、民主與有效的全球氣候或環境治理體制的內在性障礙。對國際“碳政治”以及“生態帝國主義”邏輯的揭示和批判，主要來自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政治經濟學傳統的“綠色左翼”理論資源，從而為尋求有效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替代性路徑奠定了理論基礎。后京都或巴黎時代(2020—2030)的國際“碳政治”參與進程，必須致力于“雙重結合”意義上的話語和政治實踐。目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實踐及其建設話語，已然構成了中國積極參與未來全球“碳政治”治理進程的中國理念和理論表達。作為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中國應對氣候變化既是推動本國可持續發展的內在需要，也是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責任擔當。這決定了中國成為全球氣候變化應對或環境治理體系中世界性領導者的必然性時代理據，就在于做出貢獻，而不是爭奪霸權。】 本*文@內-容-來-自；中_國_碳^排-放*交-易^網 t an pa i fa ng . c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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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12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1次締約方大會暨《京都議定書》第11次締約方大會(簡稱氣候變化巴黎大會)閉幕，195個締約方國家達成了具有歷史意義的首個關于氣候變化全球性協議《巴黎協定》。這無疑是全球環境或氣候變化政治與治理進程中的重要節點，但是真正開啟深入分析國際“碳政治”的后京都時代或巴黎時代的前提，是系統性與深層次梳理辨析過去20年、甚至更長時間內全球氣候或環境合作與治理的話語和實踐，并對可預見未來的國際氣候或環境合作與治理形成更為科學合理的理論預期和戰略構設。正是基于上述考量，如何實質性突破與超越西方現行“碳政治”所展現的“生態帝國主義”邏輯，是整個國際社會面臨的重大挑戰，這應成為新時期中國更全面與更積極地參與國際環境治理或氣候政治的重要切入點和思想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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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京都議定書》框架下的“碳政治”話語和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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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淵源或直接意涵來說，所謂“碳政治”或“氣候政治”，是指國際社會圍繞1992年簽署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1994年生效，以下簡稱《公約》)以及1997年簽署的《京都議定書》(2005年生效)所形成的全球氣候變化應對制度化機制及其政策實踐。其中，自1995年開始圍繞“碳政治”展開國際博弈的年度性公約締約方會議(COP)，構成了集中展示的制度性平臺。相應地，過去20多年中《公約》及其《京都議定書》的履約談判與貫徹落實，已成為考察與分析國際“碳政治”過程的主要對象。

不難理解的是，強調環境與發展兼顧或“雙贏”的可持續發展理念以及“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成為了《公約》及其《京都議定書》這一全球首個氣候變化應對的國際法律與制度機制的核心性話語基礎。這是因為，這種看似折衷的話語性表述和原則性規定，巧妙地整合了世界各國對環境與發展議題的重大關切，并至少在理論上展示或蘊含著如下前景，即人類共同的環境關切有可能轉變或促成更加均衡公正與相互合作性的國際(發展)關系。就此而言，國際“碳政治”首先應該是一種“正義政治”或“希望政治”———以更加公平與公正的方式、規則和秩序來處置當代人類社會面臨著的環境與發展挑戰。②但在現實中，“碳政治”顯然不是一種孤立存在的新政治形式，而是在既存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與規則體系中形成與運行的，而雛形初現的世界主義生態考量(“拯救地球”)，則很容易被強大得多的傳統政治思維與運作所裹挾、肢解或綁架。比如，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可持續發展與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很自然地被理解和闡釋為西方發達國家對于全球環境責任(同時在歷史與現實意義上)和發展不均衡責任的特殊性義務與分擔(通過資金與技術轉讓)。正是基于上述思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恐怕都過度解讀了《京都議定書》以附件I和非附件I國家形式區分的“雙軌制”及其政策意涵(因為它同時要求發展中國家自2012年起承擔減排責任)，而西方發達國家似乎也低估了進入21世紀后世界經濟格局迅速發生的結構性變化和過短時間內實現“單軌制”的不現實性，尤其是來自發展中國家方面。結果是，關于《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2012—2020)中非附件I國家減排責任上難以彌合的立場分歧(“雙軌制”的存廢)，導致了2009年底哥本哈根大會的無果而終———第二承諾期中“雙軌制”的名義性保持，卻使得更多的西方發達國家退出了該機制本身(比如加拿大)。 本/文-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網-tan pai fang . com

《公約》及《京都議定書》框架下國際“碳政治”努力的受挫或進展甚微，經常被歸結為對最大發達國家美國和最大發展中國家中國的批評(尤其是來自環境主義者方面)。當然，作為當今世界的第一與第二大經濟體和最主要的溫室氣體排放國(二者之和占世界排放總量的40%左右)，美國和中國有著超乎尋常的節能減排與推進全球治理的大國責任。但顯而易見的是，中國與美國的情況客觀上存在著實質性的不同。一方面，美國高額的絕對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支撐與代表著的是一種高耗費、高消費與高排放的生產生活方式，而近年來中國有所上升的絕對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前者與美國相當，而后者與歐盟相近)，仍主要是致力于解決依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經濟社會發展問題。也就是說，我國的溫室氣體排放及其總量增加，主要是源自普通人民群眾必需或合理性物質文化需要的滿足。另一方面，也許更為重要的是，美國的“碳政治”參與或訴求所展示的，卻是一種“生態帝國主義”的邏輯與本質。 本文@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交易&*網-tan pai fang .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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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方面，人們更多例舉的也許是美國小布什政府對于《京都議定書》的“帝國主義”立場或態度。1997年，美國政府曾在《京都議定書》上簽字，但考慮到當時參議院相對不利的政治構成，時任總統克林頓并未將其交付參議院進行表決。2001年，小布什政府以溫室氣體排放與全球氣候變化關系“還不清楚”和未能要求發展中國家承擔減排義務為由，宣布退出《京都議定書》。這樣，面對美國溫室氣體排放占全球四分之一的“硬事實”，面對來自歐盟和日本等主要盟國的“軟硬兼施”，小布什政府在所謂捍衛國家經濟利益的托辭下，對國際社會艱難達成的法律協議斷然“說不”，無疑是一種赤裸裸的“帝國式”傲慢做法。 本+文`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交*易^網 t a np ai fan g.com

在此，筆者所指稱的“生態帝國主義”，是意涵更為寬泛意義上的概念。大致說來，它并非只是基于超強軍事與經濟實力的國際環境治理秩序與交往中的帝國式“肆意妄為”或“唯我獨尊”，還是同時包含著政策議題設定、理論話語闡釋、經濟技術路徑供給等層面的國際生態霸權性或排斥性話語、制度與力量。就后一個層面而言，“生態帝國主義”并非只是一種孤立的話語體系，也不僅僅是一種實體化的制度構架，更不只是一種觀念性的力量，而是它們之間復雜的有機性化合重組。尤為重要的是，生態帝國主義及其實現，既取決于帝國(們)對話語、制度的自覺構建與力量展示，也取決于帝國秩序接受者基于自愿意義上的認同和遵從。也就是說，本文所使用的生態帝國主義概念，更多是就其在當代世界環境治理秩序和合作中的表現樣態與實現方式而言的。它的突出特征是，并不明顯具有傳統類型帝國主義(比如軍事殖民主義)意義上的生態暴力、強制或剝奪色彩(盡管歐洲殖民者對于北美、西方殖民者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殖民掠奪或開發，當然也是一種生態帝國主義)。 禸*嫆唻@洎：狆國湠棑倣茭昜蛧 τāńｐāīｆāńɡ.ｃōｍ

基于上述概念性界定，研判《公約》及《京都議定書》框架下的國際“碳政治”，我們可以展開一種生態帝國主義視角下的解析。從單純考察人與自然和諧共存關系，“碳政治”當然是一種廣義的生態主義話語與實踐———致力于保護作為人類共同家園的全球生態環境。但是，在全球化與國別化現實利益博弈的考察中，“碳政治”卻處在“生態帝國主義”的框架或外殼之下，或者呈現為一種“生態帝國主義”的邏輯或本質。在這一話語與實踐體系下，對于“低碳政治”尤其是全球氣候變化議題的關注，獲得了遠遠超出對其他全球性議題(比如生物多樣性)較少關切的政治正確性和道德優先性，而對于“高碳”經濟與社會形態的任何形式辯解甚或客觀分析，都可能遭受到政治與倫理性的歧視或壓力。在相當程度上，“低碳經濟”成為了綠色增長、綠色經濟、綠色發展甚或綠色進步的一種代稱，“低碳”往往意味著一種有競爭力的產品、產業或經濟結構，甚至本身就是一種資本或準通貨;“低碳工業技術”則是實現“低碳政治”和“低碳經濟”的現實性路徑與手段，而高度市場化取向的資本和技術在其中扮演著主要推動者的角色。因而，這種對低碳化的框定———無論作為政策議題還是話語闡釋、路徑選擇，都是具有嚴重排斥性或霸權性的，所提供的幾乎是一種理所當然意義上的選項。更明確地說，這種特定構型的低碳化，是以歐美工業發達國家既存的(“習以為常的”)或已然萌生中的綠化現實為摹本的，至少是歐美國家偏好或更容易漸進適應的選項。不僅如此，它不需要、似乎也不會導致長期以來形成的工業發達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之間不公正的、等級化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及其運行規則的顛覆。更明確地說，過去的工業化和發達國家如今華麗轉身為可持續發展與低碳國家，而過去的前現代和發展中國家如今卻不得不成為不可持續發展與高碳國家，在現存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中它們的位置及相互關系并未發生實質性的改變。 禸*嫆唻@洎：狆國湠棑倣茭昜蛧 τāńｐāīｆāńɡ.ｃōｍ

因而，基于《公約》及《京都議定書》所構建起來的國際“碳政治”話語的理解，除了關于可持續發展、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等條款的理論性闡釋與原則性規定，至少同樣重要的，是關于資金與技術轉讓條件、排污權交易、清潔生產機制等方面的制度性安排。也就是說，無論是發達國家的率先行動(第一期的“約束性減排”)還是向發展中國家作出的資金與技術轉讓承諾，都有著特定的政治前提和預期，這就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將隨后加入由發達國家主導開創和構設的低碳經濟制度體系。依此而言，這些國家所提出的各種低碳政策創意或制度創新試驗，更像是一種預占性的投資或霸權行為，而不能簡單概括為“給地球降溫”的生態主義全球公益努力。同樣，無論是發展中國家所獲得的減排時間寬限(第一期的“非約束性減排”)還是關于資金與技術轉讓的優惠承諾，也是受制于特定的政治前提和預期的，這就是，至少像中國這樣的新興經濟體應該盡快加入由歐美發達國家主導的“單軌制”低碳經濟體制框架，而后者的資金和技術(往往在綠色或低碳的名義下)不僅不會是免費的午餐，而且由此成為維持或強化其經濟政治相對優勢(尤其是在經濟結構競爭力和物質生活水準方面)的基本手段。因此，在看似全新的全球氣候應對或環境治理議題與話語的背后，其實依然是一種明顯具有結構不平衡性特征的舊政治框架與實踐邏輯：歐美發達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盡管被同時置于共同的全球性“碳政治”平臺，但并不具有同等的發言權、政策創議權和制度供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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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們可以洞悉哥本哈根氣候大會的受挫或“有限成果”的原因：發展中國家通過主動協調環境與發展政策、自主實施的循環經濟和低碳經濟建設，以圖擺脫對西方發達國家的綠色資本與技術的依賴，決不允許挑戰或危及歐美國家在整個“碳政治”話語與實踐中的結構性優勢或領導權，這是真正的“談判底線”。于是，確保這一“底線”的最好方式，當然是將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盡快納入發達國家掌控著的統一體系，這是對西方國家迫不及待地啟動“并軌的”后京都體制的最合理解釋。然而，從發展中國家包括新興經濟體的視角來看，問題的關鍵不僅在于由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氣候變化應對或環境治理秩序的等級制或帝國主義性質，更在于西方國家引入或推銷這一體制時不擇手段、言而無信的帝國式傲慢與做法。因此，當哥本哈根談判逐漸偏離“承上啟下”(一個重要方面應是對附件I國家履約情況的客觀評估)的本意，進而扭曲為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未來立場的脅迫時，后者的拒絕合作就成為一種十分自然(不得已)的合理選擇：“我們需要、鼓勵、推動并盡可能采取措施，確保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的成功，但同樣也不懼怕與我們應對能力不相符的任何壓力與要求。”依此而言，哥本哈根會議的“失敗”既非偶然，也并非不可理解———而是由不當時間和不當做法(尤其是西方國家方面)等所注定的必然性結果。其實，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群體，并未對《公約》及《京都議定書》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體系架構本身提出挑戰，恰恰相反，它們大都是表示要忠實履行《公約》并遵循這一體制的，否則，我們就無法解釋國際氣候談判并未因此終結，為何不久后就開啟了走向巴黎議定書或協議的新進程。 本文+內-容-來-自；中^國_碳+排.放_交^易=網 t a n pa ifa ng .c om

另一個必須說明的問題，是美國與歐洲之間的立場差異甚或對立。單從《京都議定書》后續性文件談判的角度看，美國的反對性立場是明確的，而且自2001年以來是連貫的，即不贊成、也不加入只對發達工業國家做出強制性減排約束的新國際協定。相比之下，歐盟部分是基于自己的話語優勢、經濟優勢和政治雄心，更希望通過主導締結新協定來彰顯其綠色的國際形象或領導權。就此而言，歐美之間確實存在著國際“碳政治”參與進程中的話語與戰略差異或矛盾。但從前文界定的生態帝國主義的意涵來看，歐美之間的上述分歧只具有有限的意義。甚至可以說，歐美恰恰是以一種互補的或“演雙簧”的方式，共同支撐或構建著基于《公約》及《京都議定書》的生態帝國主義“碳政治”話語和實踐(美國只退出了《京都議定書》，卻未退出《公約》)。概括地說，如果說歐洲或歐盟有著“低碳”議題設定與政策闡釋、國家規制手段和新能源研發等方面的明顯優勢，那么，美國就在“低碳”法律制度、市場制度創新和信息技術研發推廣等方面技高一籌。?雖然歐美之間也會在某些“低碳”經濟或技術領域中構成某種程度的競爭關系，但它們分別基于可稱為“綠色自由主義”和“生態現代化”理念的低碳經濟與工業技術的具體模式之間，顯然是同大于異，更重要的是，它們相互間高度依存或一體化整體關系，構成了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嚴重等級性和排斥性“綠色壁壘”。 本*文`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交|易^網-tan pai fang . c o m

綜上所述，“生態帝國主義”分析視角的引入，有助于我們對過去20多年來基于《公約》及《京都議定書》的國際“碳政治”話語與實踐做出更為科學與合理的闡釋。概言之，目前的國際“碳政治”話語與實踐，并不是一種脫離了現實環境與條件(尤其是主導性國際經濟政治秩序)的純粹的(后)世界主義生態政治，而是一種依然由少數西方發達國家主導或操控的具有明顯等級化秩序或排斥性色彩的國際全球氣候變化和環境治理與合作體系，并且蘊含著或導向一種更有利于歐美發達國家而不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制度構架與工業技術模式。正因為如此，《公約》及《京都議定書》框架下國際“碳政治”話語與實踐的最大特點或缺陷，就是在過去20多年中所清晰展現出的不均衡或非對稱的“生態帝國主義”邏輯或本質。明確承認和強調這一點，不僅有助于我們更深刻地認識國際氣候變化談判進展甚微的深層原因，也可以促使我們致力于開啟更為公平公正與科學合理的“碳政治”話語和實踐，從而尋求更為可行與有效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正確或替代性路徑。 本/文-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網-tan pai fang . com

必須指出，對“生態帝國主義”這一術語的使用，雖然與目前國內外學界關于新帝國主義話語的討論有一定程度的關聯，?但在思考角度和意涵理解上又有著明顯的不同。一方面，比照新帝國主義話語框架下對資本邏輯或文化霸權意涵及其非暴力或征服特征所強調的“資本帝國主義”、“金融帝國主義”、“文化帝國主義”，“生態帝國主義”是一種更加綜合性、系統性和更具隱蔽性甚或欺騙性的帝國主義———尤其是生態主義的政治哲學話語很容易遮蔽對于相關政策與制度的政治實質更為科學的考量，比如對全球平均氣溫上升2攝氏度封頂的預設。?另一方面，與許多學者論及新帝國主義時專指或特指美國不同，“生態帝國主義”更多是為了概括或概念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于生態環境難題的制度性回應，以及由此獲得相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結構性或等級性優勢，因而歐美之間并不存在本質性的差別或不同。因此，“生態帝國主義”這一概念同時也是規范性和分析性的。對“生態帝國主義”本質及其邏輯的批評，并不意味著對國際“碳政治”努力本身持有反對立場，恰恰相反，只有走出或克服目前“生態帝國主義”性質的國際“碳政治”形態，切實應對包括氣候變化議題在內的全球環境難題或挑戰，才能更接近于實現目標。 本/文-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網-tan pai fang .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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