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研究表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與碳排放強度呈顯著負相關，與碳排放效率呈顯著正相關。上述結果表明，數字經濟通過降低碳排放強度、提高碳排放效率從而改善碳排放績效。

 

從控制變量來看：首先，能源強度對碳排放績效呈顯著負影響，經濟快速發展帶來城市用電量的與日俱增，而我國目前仍以火力發電為主，清潔能源所占比重較低，導致能源結構不合理，碳排放量居高不下；第二，人口密度的影響系數均顯著為負，且對碳排放強度的影響大于對碳排放效率的影響，表明人口集聚帶來的“集聚效應”大于“規模效應”，從而促進了碳減排；第三，政府分權化水平對碳排放績效呈顯著正影響，說明將環境質量納入地方政府績效考核是可行的，已取得一定成效；第四，對外開放與碳排放績效為負相關關系，可能由于“污染避難所”假說的存在，外國高污染企業轉移至中國境內，從而對環境產生破壞；第五，交通配置水平的影響系數為正，且對碳排放強度的影響小于對碳排放效率的影響，究其原因，交通基礎設施的完善將促使人們的出行量日益增加，從而導致碳排放量的增加。 

 

建議

 

首先，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每提高1%，碳排放強度將會顯著下降0.180%，碳排放效率將會顯著提高0.276%，即數字經濟可顯著提高碳排放績效。為此，中國應加快千兆固網、衛星互聯網等數字化基礎設施的建設進程，充分發揮數字經濟“減排”“增效”的雙重低碳紅利。同時，可利用產業基金、數字金融等手段，由行業協會牽頭，鼓勵政府、行業領軍企業和各類社會資本參與，為數字產業和低碳產業發展提供資金支持和金融保障，降低低碳轉型風險。此外，應盡量避免粗放式增長，通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廣節能減排技術、增強居民環保意識等途徑，加快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和集約式增長。

 

此外，我們還發現，數字經濟對碳排放績效的影響存在城市區位和城市規模的差異性，在東部城市和大城市，數字經濟的作用強度更大。鑒于此，地方政府應根據本轄區的資源稟賦差異，調整數字經濟的配套支持政策，建立健全差異化的碳減排機制。對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城市以及中小城市，政府應給予更多的政策傾斜和資金扶持，破除新模式、新業態的行業壁壘和地域限制，提升區域數字化發展的協同性。東部城市和大城市應大力構建現代化數字產業生態體系，努力探索并不斷創新數字經濟促進碳減排的新業務、新模式，充分發揮其“示范效應”和“涓滴效應”，帶動落后城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

 

最后，數字經濟可通過提高經濟發展水平、優化產業結構升級及加速技術創新顯著提高碳排放績效。因此，各級政府應積極促進數字經濟與傳統產業的深度融合發展，推動中國經濟朝著數字化、智能化和低碳化方向發展。同時，各級政府應鼓勵、支持低碳產業的發展，提高其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推動產業結構朝著合理化、高級化、生態化的方向發展，充分利用好產業結構對碳排放績效的正外部性。此外，地方政府應著力推進5G基站建設、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數字化技術的研發與應用，以技術促減排，以創新求發展。 

 

[作者王凱系湖南師范大學旅游學院教授，作者關銳系湖南師范大學旅游學院碩士研究生，通訊作者甘暢系武漢輕工大學管理學院講師，本文系湖南自然科學基金項目(No.2022JJ30392)；湖南省國內一流培育學科建設項目(No.5010002)，本文首發于《環境科學研究》2023年第9期，經作者授權刊發。澎湃新聞刊發時有編輯和刪節]